总说只要签了竞业协议,就给我妹妹的肾源排期……可他让我今晚去B-7舱清点‘旧货’。”
我冒雨赶往船厂。
B-7舱门虚掩。我推门进去时,陈屿正背对我站着,手里捏着一枚带血的钛合金螺栓。地上铺着整张PVC防渗膜,膜中央,躺着一具穿蓝工装的男尸,颈部动脉被精准切开,血流呈扇形泼洒在锈迹斑斑的船壁上,尚未干涸。
他没回头,只说:“苏法医,你鞋底沾了三十七粒碎石,其中五粒来自东区第三码头新铺的玄武岩路沿石——那里昨晚刚运进一批‘屿光’承建的市政工程建材。”
我僵在原地。
他缓缓转身。雨水顺着他额角滑落,混着一点暗红,不知是血还是锈。他抬手,用拇指抹去那道红痕,动作轻得像在擦拭一件易碎瓷器。
“你姐姐苏棠,”他说,“上周三在仁和医院肾内科做的配型检测。HLA-A、B、DR位点全相合。但她的病历,被‘系统故障’覆盖了三次。”
我喉咙发紧,一个字也吐不出来。
他走近一步,距离我不到半米。我闻到他身上有雪松与铁锈混合的气息,还有一丝极淡的、类似福尔马林的苦涩。
“我不是威胁你。”他声音很轻,“我只是在陈述因果链。你签这份《项目协作备忘录》,替我修正两份毒理报告的代谢参数——它们会影响另两起工伤死亡案的责任认定。作为交换,苏棠的透析管,明天就能换成进口型号;她的肾源,三个月内到位。”
他递来一支钢笔。笔帽旋开,露出里面微型针孔摄像头幽黑的瞳孔。
我接了。
不是因为怕死。是因为姐姐躺在病床上,手腕插着三根管子,瘦得只剩一把骨头,却还笑着对我说:“晚晚,别怕,姐姐这副身子,早该报废了。”
我成了他的“白手套”。
整整二十七个月,我替他篡改七份司法鉴定意见,隐匿四组关键DNA比对数据,将两起涉黑命案的致伤工具分析结论,从“单刃锐器多次捅刺”改为“钝器击打致颅脑损伤”。每一次落笔,我都用同一支0.38mm针管笔,在报告右下角画一枚极小的鸢尾花——那是姐姐病房窗台常年摆着的干花标本。我把它当成锚点,提醒自己:你还在岸上,你还没沉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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