款项。这些数字和日期一条条列得分明，甚至附了几张当时银票的编号和钱庄的背书签名。贝贝虽然对商界的事懂得不多，但也明白这些记录的份量——只要这些东西能送到法院或报界手里，赵坤三人便百口莫辩。
第三本册子就薄了许多，只有十来页。贝贝翻开一看，写的却是另一件事——莫隆在发觉自己被陷害之后，曾试图通过一个在南京任职的旧友向上申诉。那个旧友收到莫隆的信函后，回信说“此事牵连甚广，非一人之力可撼，兄宜暂避锋芒”。后面附了一封回信的抄件，落款处盖着一方小小的私人印章，印章上的名字是六个字。
贝贝盯着那六个字看了好一会儿，心头忽然一凛。这名字她在沪上的报纸上见过。三个月前《沪上报》登过一篇关于政界人事变动的文章，里面提到了这位先生的擢升。如果此人如今仍在南京任职，且位高权重——那莫隆的案子就远不止赵坤一个人在后头撑着。
她把三本簿册从头到尾又翻了一遍，油灯的火焰在夜风中摇曳不定，把纸页上的字迹照得明明灭灭。贝贝的心跳得很快，但她的手指是稳的。她把簿册重新用细棉布和牛皮纸裹好，再套上油布，揣进怀里贴着胸口放着。包袱里那件备用的棉袄被她翻出来穿在身上，外面又套了那件蓝印花布褂子——两层的衣裳把油布包严严实实地夹在中间，从外面根本看不出来。
这一夜她睡得极浅。半夜里听见院外的巷子有脚步声经过，她猛地坐起来竖起耳朵听了半天，那脚步渐渐远去了，才重新躺下。但手始终没离开胸口那个硬硬的轮廓。
次日清晨天刚亮，贝贝便辞别了赵婶。赵婶把家里仅剩的半篮子鸡蛋塞给她，她不肯收，赵婶硬塞到她包袱里说“路上吃”。贝贝眼眶一热，把篮子放进包袱的缝隙里，又朝赵老伯的遗像鞠了三个躬，转身出了院门。
走到村口石拱桥上的时候，她停住了脚步。晨雾弥漫在水面上，把远处的桑林和稻田都笼在一层乳白色的纱里。有几只水鸟从芦苇丛中扑棱棱飞起来，划过灰蒙蒙的天际。这座她从出生起便生活了十几年的小渔村，此刻看在眼里竟然有些陌生。她知道，从今天起，这里可能不再是她能随时回来躲风避雨的地方了。她怀里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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