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道：「小说加重了沙皇的抑郁情绪。」
她在另一处将尼古拉一世描述为「贵族中的堂·吉诃德，凭借著自己的精神和信念，抛弃一切，与历史打一场无谓的战争」。
安娜·丘特切娃的记载之所以具有特殊的史料价值，在于其日记的私人性质它并非为发表而作，因而较少受到官方叙事的规训。
更具分量的是御医曼特的证词。据曼特多年后移居德国时的口述，沙皇在生命的最后一个月里精神状况越来越糟，有且不止一次地向他提起过这位文学家，曼特甚至怀疑这是沙皇最终在精神上彻底垮掉的诱因之一————
伦敦的政治地震与圣彼得堡的宫廷抑郁，在1855年初的同一片欧洲天空下同步上演。米哈伊尔的小说恰好坐落于这两场风暴的交汇点上。它既是在伦敦撬动舆论的杠杆之一，也是被送入冬宫，送到沙皇的案前。
它在两个首都同时生效，尽管作用于完全不同的政治实体，却遵循著相似的逻辑：文本进入读者的认知框架，改变其情绪状态，进而影响其决策与行为————
米哈伊尔气死沙皇」一说固然有著诸多不严谨和不可信之处，不能当作完全可靠的史料来看，但也并不能单纯将其看作一则谣言，完全否认其价值。或可将其看作沙皇最终死亡的精神诱因之一————」
一《十九世纪战争中的书写、舆论与权力》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