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以后，救助点真正忙了起来。
最先来的不是媒体，也不是想捐钱的人，而是一个拎着旧布袋的年轻女人。她叫林穗，怀孕七个月，丈夫在外地工地失联，婆家拿着她的检查单说她矫情，非要她回县里待产。
她站在门口时，鞋底全是泥，手里攥着一张被雨水泡皱的车票。值班护士问她有没有预约，她摇头，眼泪一下子砸在登记台上。
“我听人说，这里不看谁认识谁，只看情况急不急。”
那句话让整个大厅都静了静。
我正好从会议室出来，停在她面前。
“先坐。把检查单给医生，其他事慢慢说。”
林穗不敢坐，像怕弄脏椅子。
我让人取来一次性拖鞋和热水，又让医生开绿色通道。她的血压高得吓人，腿肿到按下去半天回不来。医生看完脸色很严肃，说必须住院观察。
她第一反应不是害怕，是问多少钱。
财务同事把救助规则拿给她看，一项一项讲。哪部分由基金垫付，哪部分需要后续核实，哪些单据必须本人签字，哪些宣传照片可以拒绝。
林穗听到最后，忽然抬头看我。
“我不用拍照吗？”
“不用。”
“那你们怎么证明帮过我？”
我指了指墙上的公开账册。
“用编号、票据和医生签名证明，不用你的脸。”
她抱着杯子哭了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