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音压得更低，带着一丝自我宽慰的固执：“先不办了，省下来的二十五块钱，能给我妈买两盒特效药，比什么都实在。我妈那病不能断药，家里已经快没钱买药了，这钱我真的舍不得花。”
他说得轻描淡写，语气尽量放得平和，像是只是做了一个无关紧要的普通决定。可我看得清清楚楚，他紧绷的嘴角、微蹙的眉头、黯淡的眼底，全都藏着化不开的窘迫与深深的惶恐。他不是不懂无证的风险，不是心存侥幸肆意妄为，只是生活的重担压得他别无选择。在母亲的救命药钱和一张可有可无的城市居住证之间，他只能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
我依旧不死心，耐心劝导：“可你总不能一辈子待在厂里不出去吧？镇上隔三差五就有巡查，录像厅、菜市场、街边小巷都是重点排查的地方，万一不小心遇上了，得不偿失。钱可以慢慢攒，安全最重要，咱们出门打工，平平安安才是根本。”
面对我的劝说，阿强只是轻轻笑了笑，那笑容苦涩又单薄，带着底层小人物无力的自我安慰。他抬眼望向漆黑的窗外，语气笃定又无奈：“没事的建军，我平日里就是厂房、宿舍两点一线，每天上班下班，除了厂区就是宿舍，从来不乱跑、不闲逛，不去人多的地方，安分守己干活，应该不会出事的。那些被查到的，大多是到处游荡、无所事事的闲散人员，我老老实实上班，不会有问题。”
我还想再劝，可看着他疲惫又坚定的模样，话到嘴边又硬生生咽了回去。我深知他的难处，深知这二十五块钱对他而言的重量，深知他肩上扛着的绝境。对于一个连母亲药钱都要抠省的少年，我所有的劝告，都显得苍白又空洞，没有丝毫说服力。
那一夜，我久久无法入睡。听着下铺阿强轻微的呼吸声，我心里满是不安与担忧，却又无能为力。我只能默默祈祷，祈祷命运善待这个老实本分的少年，祈祷他的侥幸能够成真，祈祷这场因贫穷催生的冒险，不会换来糟糕的结局。
接下来的半个多月，日子依旧按部就班地过着。流水线的日子枯燥又重复，朝八晚八，日复一日，机械的工序磨平了所有人的棱角，疲惫充斥着每一个日夜。阿强依旧保持着两点一线的生活，勤恳踏实、任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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