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怨，比车间里任何一个老员工都要卖力。别人偷懒摸鱼的时候，他依旧埋头干活，手脚不停，只想多攒一点计件工资，多给家里寄一点钱，多给母亲攒几天的药费。
他从不参与工友之间的闲聊打闹，从不请假外出，从不流连街边热闹，最大限度地规避着一切外出风险。那段时间风平浪静，镇上似乎也没有大规模的清查行动，所有人都按部就班地上班生活，我的担忧也渐渐被日复一日的疲惫冲淡，慢慢放下了这件事。我甚至开始暗自庆幸，或许真的如阿强所说，只要安分守己，就能安稳躲过所有排查，平安熬到年底。
直到三天前，那个闷热的周四夜晚，一切平静被彻底击碎。
那天厂里赶订单，加班到晚上九点才下班。连续十三个小时的高强度劳作，所有人都累得浑身酸痛、眼皮沉重，四肢像是灌了铅一般沉重。车间机器轰鸣了一整天，耳膜嗡嗡作响，大脑一片麻木。晚风依旧燥热，没有一丝凉意，压得人喘不过气。
连日高强度加班，所有人都身心俱疲，阿强也不例外。那段时间他日夜操劳，既要高强度干活，又要日夜牵挂家里母亲的病情，精神始终紧绷着，从未有过片刻放松。长久的压抑与疲惫，让他整个人都透着一股疲惫的颓态。
那晚下班回宿舍，他难得地没有立刻洗漱休息。他坐在床沿，沉默了许久，忽然抬头跟我说，他想去巷口的录像厅看一场片子。
那是他进厂以来，第一次主动提出要外出消遣。樟木头老街的巷口录像厅，是镇上最廉价的娱乐场所，两块钱可以看一整晚，轮番播放港台武侠片、枪战片，是无数底层打工人唯一的解压方式。对于常年紧绷、日夜劳作的我们来说，那短暂的光影时光，是枯燥苦难生活里唯一的温柔与慰藉。
“太累了，想放松一下。”阿强挠了挠头，笑得有些腼腆，眼底带着一丝少年人难得的向往，“就看两个小时，早点回来，不耽误明天上班。”
我当时只当他是熬得太久、太过疲惫，需要片刻放松，便没有阻拦，只是叮嘱他早点回来，路上注意安全，别在外逗留太久。他郑重地点头应下，揣着两块零钱，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工装，独自一人走出了宿舍，走进了夜色笼罩的老街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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