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抚而无方，乃至贼寇视我天朝软弱可欺，得寸进尺！依臣之见，当集中东南数省精锐，委一重臣全权督师，赋予专断之权，拨足粮饷，限期平倭！北虏之事，亦不可一味示弱固守。俺答虽强，然其内部并非铁板一块，我朝当恩威并施，可遣能臣出使，陈说利害，若其执意犯边，则当集结重兵，予其迎头痛击，以战促和！至于钱粮……”
高拱声音洪亮，目光炯炯：“国用不足，根源在于赋役不均，田亩隐匿，豪强兼并！当清丈田亩，推行一条鞭法，将赋役折银征收，简化税制，使富者多纳，贫者少出，既可均平负担，亦可增加国库收入！此乃根本之计，虽推行不易，触动甚广，然为社稷长久计，非行不可！”
高拱的方略，激进猛烈，主张集中力量解决外患，同时从税制改革入手，解决财政根本问题，充满了改革派的锐气，但也必然触动既得利益集团的巨大反弹。
两种截然不同的方略，代表着朝中保守与革新两派的不同思路。殿内诸臣，有的暗暗点头，有的眉头紧锁，目光都不由自主地投向了尚未发言的张居正，以及御座上的年轻皇帝。
朱翊钧的目光也落在了张居正身上。这位年纪不算最大，但地位已然举足轻重的阁臣，一直垂眸静听，神色平静，仿佛在思索，又仿佛已成竹在胸。
“张先生，”朱翊钧点名问道，“你有何高见？”
张居正闻言，不慌不忙，出列一步，躬身道：“陛下，徐阁老、高阁老所言，俱是老成谋国、切中时弊之论，臣受益匪浅。”
他先肯定了两位阁老，随即话锋一转：“然则，为政之道，贵在审时度势，知所先后，明所缓急。东南倭寇，北边土默特，诚为肘腋之患，然其势有急缓之别。倭寇飘忽海上，劫掠沿海，虽凶残，然其势散，其力分，难以久据，所患者，在扰我海疆，掠我财货，乱我民心。而北虏土默特，控弦数十万，有统一之首领，有明确之疆域，其势合，其力强，所患者，在一旦大举入寇，则九边震动，社稷危殆。故臣以为，当前大患，在北而不在南。对东南，当以胡宗宪为督师，予其事权，增其兵饷，令其严加防范，寻机歼敌，以剿促抚，稳住局面即可。主要精力与钱粮，当用于北边！”
此言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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