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条就是:“企业文化观察员何不凡,涉嫌借处理报废硬盘之机,向竞争对手‘雷霆科技’泄露关键技术信息,并收受财物。”
郑副总扫了一眼,目光在“何不凡”三个字上停留了几秒。他想起了这个员工:修打印机很在行,写过那篇惹出风波的“锅学”观察,被王经理夸过做事认真……但也正是这份“认真”,让他能接触到那些硬盘。更重要的是,这个人在他印象里,总带着一种与年龄和职位不符的“深不可测”——知道太多不该知道的,态度模糊,难以归类。
流言的碎片、技术复盘的无解、以及他个人对何不凡的模糊印象,在此刻迅速拼接。一种基于“政治直觉”而非“技术证据”的判断,在他脑中形成。这并非理性推理,而是一种在压力下,管理者为寻求“可控叙事”和“责任出口”的本能。当技术问题复杂到无法解决时,将其转化为“人的问题”——尤其是找到一个边缘的、神秘的、且“有机会”的个体来承担——就成了一种高效(虽然残酷)的管理策略。
“我知道了。”郑副总对技术总监摆摆手,示意他先出去。他需要思考,但思考的方向已不是“漏洞是否存在以及如何产生”,而是“如何应对这起可能存在的内部泄密事件,以稳定局面,给上下一个交代”。
他深知,在组织里,老板(或高层)的底线和态度,往往就是公司政治氛围最核心的晴雨表。他现在任何一个细微的表态,都会被下面的人放大、解读,并迅速转化为行动。他不能表现出对谣言的轻信,但更不能表现出对潜在“内鬼”的纵容。尤其是在竞标失败、士气低迷的当下,他需要展现“铁腕”和“明察”。
傍晚,一场非正式的高层小会在郑副总办公室隔壁的茶室进行。除了郑副总,还有人事总监和那位汇报过“舆情”的助理。没有会议纪要,只有三杯清茶。
“何不凡的事,你们怎么看?”郑副总开门见山,语气平淡,听不出倾向。
人事总监谨慎开口:“流言传得很凶,细节绘声绘色。虽然缺乏直接证据,但几个关键点——接触硬盘、竞标失败时间点、与对手私下接触——串联起来,确实……引人怀疑。而且,据下面反映,此人平时就有些……特立独行,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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