渠道复杂。”
“特立独行……”郑副总重复这个词，抿了口茶。他想，这或许就是问题的根源。一个不按常理出牌、难以掌控的人，在平静时期可以是“润滑剂”，在危机时刻就容易变成“不稳定因素”和最好的“嫌疑对象”。正如历史上许多谮毁案例，行为“非常规”本身，就可能成为被攻击的借口。
助理补充道：“技术部那边查不出漏洞原因，内部压力很大。现在下面很多人，已经自觉不自觉地把竞标失利的责任，归到了‘可能存在的内鬼’头上。需要一个……说法。”
需要一个说法。这句话点明了核心。当技术真相晦暗不明时，一个关于“坏人”的清晰故事，往往比复杂的故障分析更能安抚人心，更能让组织迅速从“为什么”的困惑转向“怎么办”的行动——哪怕这个行动是清除一个可能无辜的人。伟大的领导者不应基于耳语做决定，但当组织被焦虑笼罩时，倾听、验证的理性过程常常让位于对“快速定论”的渴望。
郑副总沉默片刻。他想起自己读过的一些案例，领导者因急于求成，在未充分核实的情况下仓促处理，反而酿成更大的信任危机。但眼前的局面不同：竞标失败是实实在在的损失，流言已经动摇了军心，技术部门束手无策。继续拖延和模糊，可能让猜疑和不满继续发酵，损害他的权威和组织的稳定。
他必须划出一条线。这条线可能不是事实的线，而是管理的线、政治的线。
“这样吧，”郑副总放下茶杯，做出了决定，“由人事部牵头，行政部配合，对何不凡同志在‘涅槃’项目报废硬盘处理期间的工作，进行一轮严肃的审查。重点核查其流程是否完全合规，有无异常，以及……近期所有对外接触情况。要快。”
他没有说“调查泄密”，而是说“审查工作”。但这一定性，已经足够。人事总监心领神会。所谓“审查”，在当前的语境下，其实就是一场基于流言和间接关联的政治审查。目的是不是发现真相（因为技术真相可能根本不存在或无法查证），而是完成一个组织仪式：表明管理层关注了、行动了，并且将矛头指向了一个具体的、边缘的个体，从而释放系统其他部分的压力。
“那……如果审查期间，流言进一步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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