膝盖在发软，但他还是站得笔直。他走到门板前面，蹲下去，伸手掀开军装的衣角。
程振邦的脸很白，白得跟山海关的雪一样。他的眼睛是睁着的，望着灰蒙蒙的天空，嘴角似乎还挂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赵铁柱跪在门板旁边，用袖子去擦程振邦脸上的煤灰，擦着擦着手就开始抖，抖得袖口上的布扣子磕在门板上，发出细碎的嗒嗒声。
“他断后的时候，一个人扛着一挺机枪堵在砖窑门口。”赵铁柱的声音哑得像是被砂纸磨过，“子弹打光了，他把机枪砸了，拿刺刀往上冲。增援的皖军有一个连，被他堵在窑门口堵了一刻钟。我们撤到安全地带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他还站着。拄着刺刀，站在砖窑门口，站得笔直。后来——”他的声音断了一下，“后来枪声停了。”
沈砚之把手覆在程振邦的额头上。额头是冰的，冰得刺骨。他想起这个人第一次出现在山海关城下的那个黄昏——骑着马从夕阳里跑出来，铠甲上全是霜，见了他的第一句话是“沈砚之，我从保定一路跑死了三匹马，赶得上你这趟热闹吗？”想起在川南铁桥争夺战中，程振邦扛着炸药包冲上桥头，回来的时候眉毛被烧没了半条，还龇着牙冲他笑。想起北上的路上，两个人并辔走过无数个黎明和黄昏，有时候一整夜不说一句话，有时候聊到天边泛白，聊的话题从战术部署到家乡小吃，什么都聊。最后一次聊天是在来巩县的路上，经过一片白杨林，程振邦忽然勒住马，望着光秃秃的枝丫出神。
“老沈，”他当时说，“咱们死了之后，有人记得咱们吗？”
沈砚之想了想，回答他：“没人记得才好。没人记得，说明天下太平了。”
程振邦哈哈大笑，笑声惊起了树梢上的一群乌鸦，黑压压地飞过灰白的天空。
现在他不笑了。他躺在这扇破门板上，永远地停止了笑。
沈砚之把自己的军装脱下来，叠得整整齐齐，垫在程振邦的头下。然后他站起来，从腰间拔出短枪，举向天空。
他没有开枪。巩县城里不能开枪——枪声会把皖军引来。他只是一手举着枪，一手握着铜印，在渐渐明亮的晨光里站了很久很久。
当天下午，护路会的所有骨干在地窖里开了一个简短的会。沈砚之没有说任何慷慨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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