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的话，只是把程振邦临死前那个问题重复了一遍——“咱们死了之后，有人记得咱们吗？”然后他自己回答了这个问题。
“不用人记得。这批枪没有落到日本人手里，陇海铁路还在我们自己人脚下，这就够了。程振邦死在砖窑门口，他死得其所。”
他停了一下，目光扫过每一张脸。
“从今天起，程振邦守过的那个砖窑，就是护路会的第一个牺牲点。以后每一个牺牲点，都会立一块碑。碑上不刻名字，只刻日期和一件事——我们在这里做了什么。”
赵铁柱站起来，“碑上刻什么？”
沈砚之从马旭东手里接过一支毛笔，在一张毛边纸上写了十个字。字迹和他的人一样——棱角分明，一笔一划都像刀刻的。
“铁轨向东，血往西流。”
他把纸递给赵铁柱，“找巩县最好的石匠，刻在砖窑的外墙上。不要碑，就刻在墙上。让每一个经过那段铁路的人，都能看见。”
程振邦被安葬在巩县城外一座面向东方的小山坡上。从那个位置，可以看到陇海铁路笔直地伸向地平线。葬礼很简单，没有棺材，没有花圈，只有一块木板刻的墓碑。沈砚之亲自挖的坑，一锹一锹地把泥土铲开。泥土冻得很硬，每一锹下去都震得虎口发麻，但他没有让任何人帮忙。挖好之后，他把程振邦的遗体用自己那件军装裹好，放进坑里，然后把他的刺刀放在他手边。
“振邦，”他蹲在坟坑边上，声音很轻，轻到只有坟坑里的人能听见，“你说过想要一个太平天下。我替你接着打。”
赵铁柱站在他身后，把一杯酒洒在冻土上。酒液渗进泥土里，留下一小片深色的印渍，像一朵开在冬天的花。
远处，一列火车从陇海线上隆隆驶过，汽笛长鸣，震碎了冬日灰白的天空。车头喷出的白烟在半空中慢慢散开，像一面没有写任何字的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