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但到天亮的时候，他军装上终于有了七颗排成笔直的一条线的铜扣。他走到院子里，在湘西冬天灰蒙蒙的晨光里低头看着自己胸口那七颗沉甸甸的铜扣，忽然觉得这身破破烂烂的军装，比任何朝代的官袍都更体面。
那件军装上钉满了死人。每一次呼吸，都能感觉到那些铜扣在胸口微微的重量。它们不会说话，但它们比任何军乐都更响亮地在提醒他一件事：你不是在为自己活。你身上穿着的是那些没能走出战壕的人的骨头和魂魄。你的命不是你的。你不能随便死，因为你活着，是他们活着的唯一的证明。
后来的很多年里，沈砚之每次阵亡一个兵，就会从那个兵的口袋里取出一枚铜钱，熔成铜扣，刻上那个兵的名字，然后由他亲手缝到新兵的军装上。这项不成文的规矩在部队里一代传一代，传到最后，全师两千多号人，每个人军装上的每一颗铜扣背面，都刻着一个陌生的名字。没有人知道那些名字的主人长什么样，但每个人都知道——这颗扣子掉了，你就对不起一个你不认识但为你死过的人。
程振邦后来当上了参谋长，不再需要亲手缝扣子了，但他军装上的七颗铜扣永远是最整齐的。每次换洗军装，他都会把旧军装上的铜扣一颗一颗剪下来，重新缝到新军装上。缝扣子的时候他从来不让人帮忙，一定要自己来。他缝了几千针，渐渐缝出了手感，缝出的针脚又密又匀，比任何军需处的缝纫女工都更精准。但他从来不在扣子上刻新的名字——不是嫌麻烦，而是他不想让铜扣上那个“林”字被任何新名字压住。
那七颗扣子上刻着七个名字。最早那颗刻的是“林”，最下面那颗刻的是“沈崇岳”。那是沈砚之父亲的名字。宣统三年，沈崇岳在山海关上病逝，临终前把儿子叫到床前，从枕头底下摸出一枚光绪通宝放在他手心里，说了一句话——“守住这座关。不是为了朝廷，是为了关里住着的那些人。”
沈砚之把那枚铜钱铸成了最大的一颗铜扣，钉在军装最下面那颗的位置，最靠近皮带的地方。他说那是最靠近腰杆的位置，父亲一辈子就是腰杆太硬才吃了那么多亏，但也是因为腰杆硬，他才在临死之前还能说出那样的话。这样的人，应该离腰杆最近。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