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这件军装就挂在审讯室的椅背上。
冯纪之走了之后，审讯室又恢复了那种死寂，日光灯嗡嗡地响着，墙上的水渍在惨白的灯光下像一张张扭曲的人脸。卫兵把沈砚之的军装没收了之后还了回来，说“上面交代了，沈师长的私人物品暂时由他自己保管”。军装被扔在床上，皱巴巴的，七颗铜扣在日光灯下泛着暗淡的金属光泽，像是七颗被乌云遮住的星星。
沈砚之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床边，拿起军装，抖了抖，把它重新挂好。他的手指划过那七颗铜扣，一颗一颗地摸过去，最后停在最下面那颗刻着“沈崇岳”的扣子上。
他忽然觉得很疲惫。不是身体上的疲惫——他从十八岁开始打仗，二十年的军旅生涯，身体早就习惯了任何形式的疲劳。是一种更深层的、压在骨头缝里的疲惫，像是背负了太久太沉的东西，忽然不知道自己在往哪里走了。
他想起冯纪之说的那句话：“你挡了某些人的路，你让某些坐着软椅喝咖啡的人显得很难看。”他知道冯纪之说的是谁，也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被关在这里。不是因为他打了败仗——他的每一次战役报告都写得清清楚楚，每一场仗都是怎么打赢的，牺牲了多少人，缴获了多少物资。问题恰恰出在这里：他打得太好了。在一个需要无能者的时代，一个人的能力本身就是一种罪名。因为你的存在，就是对所有无能者的无声审判。
但他从来没有想过要审判谁。他想做的事情一直都很简单：守住父亲留下的那座关。只不过父亲守的是山海关，一座看得见摸得着的关。他守的是一道更虚无缥缈的东西——是民国建立那天孙中山先生说的“天下为公”，是他自己说过的“革命不是为了换一批人坐在原来的椅子上”。
这些话现在听起来像是上辈子的梦话。那些坐在椅子上的人，已经把椅子坐成了铁打的交椅。他们不需要革命了——他们自己就是革命要革掉的东西。
沈砚之把军装从椅背上取下来，披在肩上。审讯室没有镜子，他看不到自己的样子，但他能感觉到那七颗铜扣贴在胸口的重量。那个重量让他平静下来。他想，如果父亲还活着，看到他现在这副样子，大概会说一句话——“站着总比跪着强。”然后就不再说话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