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合同不能签。”他说。
“当然不能签。”程振邦拍了拍他的肩膀，“但唐胖子既然开了这个口，就不会轻易松口。你得想好怎么应对。”
两人走出总统府，门口停着一辆黑色的福特汽车。司机是沈砚之从山海关带过来的老兵，叫刘大柱，跟了他六年，忠心耿耿。
“回驻地。”沈砚之坐进车里。
车子发动，驶出总统府大门。南京的街头比半年前热闹了许多，商铺重新开张，小贩沿街叫卖，穿着新军装的士兵三三两两地在街上走。但沈砚之注意到，街上有不少穿便装的人，眼神警惕，四处张望——那是北洋政府派来的暗探。
“振邦，你觉得袁世凯接下来会怎么做？”他问。
程振邦靠在座椅上，闭上眼睛想了想：“裁军。先把革命党的军队裁掉大半，剩下的小部分安插自己的人进去，慢慢消化。等彻底掌控了军权，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孙中山先生就这么看着？”
“孙先生是理想主义者。”程振邦睁开眼睛，“他以为有了《临时约法》，有了参议院，就能约束袁世凯。但枪杆子不在他手里，约法就是一张纸。”
沈砚之沉默不语。他想起了父亲临终前说的话——“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是要流血的。流了血不一定能成，但不流血，一定成不了。”
他们流的血，够多了。但共和，看起来还是摇摇欲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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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驻地，沈砚之召集了手下的几个营长开会。
驻地设在城西的一座旧军营里，原是清军的操练场，房子破旧，但胜在宽敞。沈砚之的部队缩编后只剩下两千多人，编成一个混成旅，他任旅长，程振邦任副旅长。
会议室里烟雾缭绕，几个营长围坐在一张长桌旁，桌上摊着一张军事地图和那份合同。
“旅长，这合同不能签。”一营长赵铁山第一个开口。他是沈砚之的老部下，山海关起义时就跟着他，性子直，说话从不拐弯。“袁世凯的人包揽军需，等于是掐住了咱们的脖子。到时候他让咱们往东，咱们不敢往西。”
“不签的话，唐胖子那边怎么交代？”二营长孙守义问。他是保定军校毕业的，比赵铁山沉稳，考虑问题更全面。“整编方案是参议院通过的，各部都要执行。如果咱们硬顶着不签，正好给了他们借口，说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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