顿了顿,“不过大哥,我总觉得这事太顺了。一个哨官,真敢为了钱冒杀头的风险?”
“他不是敢,是不得不。”沈砚之冷笑,“余先生打听过了,这个胡哨官不光好赌,还好抽大烟。欠了赌坊三百两银子,烟馆也欠着一百多两。债主已经放出话来,月底再不还钱,就要他一只手。你说,他是愿意被债主砍手,还是愿意赌一把,拿钱跑路?”
“就怕他拿了钱不办事,或者更糟,向官府告密。”
“所以明晚你要亲自去。”沈砚之看着程振邦,“带上两个人,暗中盯着。如果胡哨官耍花样,你知道该怎么做。”
程振邦眼中寒光一闪:“明白。”
沈砚之站起身,走到窗前。外面雨雪已停,夜色如墨,只有远处租界的灯光在雾气中晕开一团团昏黄。天津卫沉睡在这片昏黄里,像一头蛰伏的巨兽,安静,却危险。
“振邦,你说我们能成功吗?”他突然问,声音很轻。
程振邦愣了愣。在他印象里,沈砚之永远是冷静、果断、从不怀疑的。这样茫然的时刻,极少见。
“大哥……”
“三千弟兄的身家性命,都押在我身上。”沈砚之没有回头,背影在昏暗的灯光下显得有些单薄,“买枪的钱,是我变卖了沈家祖产,还有同志们凑出来的血汗钱。如果败了,我死不足惜,可那些信任我的人,那些把命交给我的弟兄……”
“大哥!”程振邦提高声音,“从山海关起义那天起,我们就都做好了死的准备。革命哪有不流血的?能跟着你干,是我程振邦这辈子最不后悔的事!弟兄们也一样!”
沈砚之转过身,眼眶有些发红。他拍了拍程振邦的肩膀,什么都没说,但所有的感激、所有的决心,都在这一拍里了。
“早点休息吧,明晚还有硬仗要打。”他说。
程振邦点头,退出房间。
沈砚之一个人坐在灯下,从怀中取出那枚铜钮扣,握在手心。钮扣被体温焐得温热,像父亲的手。
“父亲,”他对着虚空,低声说,“儿子走的这条路,布满荆棘,满是污秽。我向日本人买枪,我贿赂清廷的贪官,我手上沾了血,心里藏了太多算计。有时候半夜醒来,我会问自己,这样的我,还是您希望我成为的那个人吗?”
没有人回答。只有窗外的风声,呜咽着掠过屋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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