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片上的段祺瑞面带微笑，一副忧国忧民的样子。
他收起报纸，拐进一条胡同。胡同很窄，两边的灰墙高耸，遮住了大半阳光。走到尽头，是一扇不起眼的黑漆小门。他敲了五下，三长两短。
门开了条缝，露出一张苍老的脸。看清是他，老人点点头，让开身子。
这是一家裱画店的后院。院子里有棵老槐树，树下石桌上摆着茶具。程振邦已经等在那里了，一身长衫，戴着圆框眼镜，像个教书先生。
“怎么样？”程振邦没起身，给他倒了杯茶。
沈砚之在他对面坐下，摘下军帽，揉着太阳穴：“裁军令下来了，三个月内，裁撤三成。”
“三成？”程振邦的手顿了顿，茶水溅出来几滴，“十万将士？”
“不止。”沈砚之苦笑道，“这只是第一批。段祺瑞的口气，裁完这三成，还有第二批、第三批。直到把南方的军队拆得七零八落，再也成不了气候。”
两人沉默了一会儿。老槐树的影子在地上缓缓移动，像一只巨大的钟摆，丈量着时间。
“你打算怎么办？”程振邦问。
“段祺瑞让我督办。”沈砚之说，“借我这把刀，杀南方的人。”
程振邦看着他：“你要当这把刀？”
“不当，就是抗命。当了，就是背叛。”沈砚之端起茶杯，一饮而尽。茶已经凉了，苦得发涩，“振邦，你说这世道，怎么就容不下一点真心？”
程振邦没有回答。他抬头看天，天空是那种北京春天特有的灰蓝色，很高，很冷，像一块巨大的冰。
“南京那边有消息吗？”沈砚之问。
“孙先生去了日本。”程振邦压低声音，“二次革命失败后，党内分歧很大。有的人心灰意冷，有的人想另起炉灶。孙先生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但他现在……说话不如以前管用了。”
沈砚之闭上眼睛。他想起去年在南京，孙中山站在临时大总统府前，对民众讲话。那天阳光很好，孙中山的声音很洪亮，他说：“中华民族，从此站立起来了！”
可是现在呢？站着的人要被砍倒，跪着的人却步步高升。
“我们不能坐以待毙。”沈砚之睁开眼睛，目光灼灼，“裁军令必须拖，能拖一天是一天。各省的弟兄们，能保多少是多少。”
“怎么拖？”程振邦问，“段祺瑞给了三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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