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娜靠在宿舍床头，手里捧着一本书，目光却落在窗外灰蒙蒙的天上。
下午下班时赵红梅递给她一封信，发件人落款是王贵。
信搁在枕头边上，已经放了三天。
不是不敢拆，是不想脏了眼睛。
赵红梅替她拆了，念了几句，全是王贵的解释——说那天来厂门口闹事的二哥二嫂是他老家的远亲，不是他支使来的；
说他对安娜的心意是真的，让她别误会；说他不介意她在青岛，愿意等她回上海。
安娜听完，把信拿过来，果断撕了丢进垃圾桶。
“你就这么厌恶他？”
赵红梅小心翼翼地问。
安娜没有回答。
但她也不想再被他扯上关系了。
前世的记忆像一本被翻烂了的旧账，一页一页地在她眼前展开。那些她以为早就过去了的事，原来一笔一笔都记得清清楚楚。
她记得七七年秋天。
恢复高考的消息像一声春雷炸响在整个中国上空。安娜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正在车间里检验一批棉布。她的手抖了一下，把放大镜掉在地上，镜片磕碎了一个角。
那天晚上她一夜没睡。只有她知道自己等这个机会等了多久。
高考。
这两个字对她来说，比什么都重。
少女时代的安娜是上海弄堂里最会读书的姑娘。
她的作文贴在学校的黑板报上展览过，她的数学卷子被老师拿去别的班当范本。她最大的梦想就是上大学，念中文系，读遍天下所有的好书。
后来父亲去世，家里没了顶梁柱。母亲说，女孩子读那么多书做什么，早点工作赚钱才是正经。
她含着眼泪进了纺织厂，把大学梦压在心底最深的角落里，一压就是好几年。
（这里和电视剧不一样，安娜是没有考上大学才嫁给王贵的，这里稍作修改）
机会来了。
她翻出落满灰尘的旧课本，在灯下一页一页地翻。那些公式和课文，陌生又熟悉，像失散多年的老朋友。
她抚摸着泛黄的书页，心里有一个声音在喊：这是你最后的机会了。
那时候她正怀着二胎，肚子已经显怀了。
白天在厂里站八个小时，下了班回家带女儿安安，做饭洗衣收拾家务。
等王贵和孩子们都睡下了，她才能点起那盏小台灯，在饭桌上摊开书本。
王贵一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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