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白了就是大宋每年给西夏的“安抚费”，名目上叫“赐”，实际上是花钱买平安。
西夏人拿了钱消停两年，钱花完了又来骚扰边境，大宋再派使臣去谈，再增加岁赐数额，循环往复，像个永远填不满的无底洞。
朝堂上的主战派骂这是屈辱求和，主和派说这是以最小代价换取边境安宁，两边各有道理，但官家每次在岁赐的折子上落笔批“可”的时候，脸色都不好看。
“官家心里早有决断，何必再为它烦忧？”
她轻声说，语气不卑不亢。
这话换了别人来说，要么是溜须拍马，要么是妄议朝政。
但她说出来，语气里带着一种平等的默契，像是在书斋里陪他读了一晚上书之后，顺便聊两句家常。
她在心里想的其实是另一回事——这位官家在朝堂上面对西夏使臣时那份忍让，在她看来实在是憋屈。
她不懂军国大事，她只知道一个最朴素的道理：你越怕事，事越找你；你越退让，对方越得寸进尺。
盛紘在官场上也是这副德行——对上峰唯唯诺诺，对下属摆官威，回到家倒在她怀里抱怨同僚排挤他。
她那时候就觉得窝囊，但嘴上不能说。如今换了个更大的舞台，她发现天底下的男人坐到再高的位置上，面对外敌时的怂劲儿都是一样的。区别只在于，盛紘的窝囊是真窝囊，官家的“怂”更像是一种权衡算计——他不是打不过，他是算过账之后觉得打不起。大宋的兵制她不太懂，但她知道养兵烧钱，打仗更烧钱，而官家最擅长的偏偏是赚钱。一个会赚钱的人最讨厌的就是乱花钱，所以在岁赐这件事上，他不是软弱，是抠。
但抠归抠，官家对自己人倒是真大方。
她在书斋里用的那套文房四宝，砚台是端溪老坑的，笔是宣城紫毫，纸是澄心堂的，墨是李廷圭的松烟，随便哪一件拿出去都是有价无市的珍品。
盛紘攒了大半辈子俸禄买了一块端砚，当宝贝似的锁在书房柜子里，逢年过节才拿出来用一次，用完了还要亲自擦干净收回去。而官家随手递给她写校勘单的砚台，就是盛紘做梦都舍不得用的那种。她每次研墨时手指拂过砚面的温润触感，都在无声地提醒她前世和今生的差距有多大。
“决断是有的，但每次落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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