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岁，患有重度解离性身份障碍，近期脱离监护，请知情者速与家属联系”。落款是“屿光集团公益事业部”。
我站在屏幕前，看着自己的脸被定义为“病人”，看着“家属”二字像烙印烫在视网膜上。周围行人匆匆，无人驻足。世界安静得可怕。
我掏出手机，拨通周沉电话。
“他疯了。”我说。
“不，”周沉声音异常冷静，“他是在逼你，亲手撕掉最后一层伪装。”
“什么伪装？”
“你一直以为自己是受害者。”他说，“但陈屿比谁都清楚——你不是。你是和他同频共振的另一极。你们都相信，唯有绝对掌控，才能对抗这世界的混沌。区别只在于，他掌控他人，你掌控真相。”
我握着手机，站在人潮汹涌的地铁站，忽然感到一阵眩晕。
原来最深的牢笼，从来不是陈屿为我建造的。是我自己，用专业知识、道德戒律、对姐姐的爱，一砖一瓦砌成的。
而打破它的唯一方式，是承认：我享受过那种掌控感。
比如，当我修改那份毒理报告，让本该判十年的凶手因“证据不足”获释时，我曾在深夜独自饮酒，看窗外霓虹流淌，感到一种近乎神性的平静——我决定了一个人的命运，且无人知晓。
比如，当我把陈屿的行程数据交给周沉，预判到他必然启动“渡鸦”清除我时，我提前在公寓烟雾报警器里，安装了微型信号发射器。它会在探测到异常震动时，自动向周沉手机发送定位与十秒环境音频。我甚至计算过，“渡鸦”破门的最佳时机是凌晨三点十七分——那时整栋楼电梯停运，消防通道红外感应器因电路老化存在三秒盲区。
我并非被动等待救援。
我是主动踏入陷阱的猎物，同时，也是埋设陷阱的猎人。
这种认知，让我在接到法院传票那天，异常平静。
传票上写着：证人苏晚，须于2024年6月18日上午九时，出席陈屿涉嫌故意杀人等罪名一案的庭前会议。
我穿上那条藏青色真丝连衣裙——姐姐病重前，陪我买的。裙摆垂至脚踝，行走时无声无息，像一柄收在鞘中的薄刃。
出门前，我对着浴室镜子，用眉笔在左眼睑下方，轻轻画了一道极细的竖线。不是泪痕。是法医解剖时，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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