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氧水，还有他袖口沾着的、属于死者工装布料的靛蓝色染料挥发气味。法医的鼻子，比摄像头更准。”
满室寂静。
十分钟后，立案决定书盖上了鲜红印章。
但真正的风暴，始于起诉书送达当日。
陈屿没有惊慌。他派律师送来一份《刑事和解意向书》，附带一张支票——金额是八千六百万，备注：“苏棠终身医疗及护理基金”。
我当着律师面，把支票撕成八片，每一片都扔进碎纸机。纸屑飞舞中，我问他：“陈总最近，有没有梦见我母亲？”
律师脸色骤变。
当晚，我收到一条匿名短信，只有一张照片：姐姐苏棠躺在仁和医院VIP病房，心电监护仪屏幕平稳跳动，而床头柜上，放着一杯刚倒的、热气氤氲的蜂蜜水。
水杯底下，压着一张便签，字迹娟秀熟悉——是我母亲的笔迹。
“晚晚，别信他。妈妈的账，妈妈自己清算。”
我冲进浴室，用指甲狠狠刮擦左手腕内侧。皮肤破开，血珠渗出，混着水流淌进下水道。疼痛如此真实，可那张便签上的字迹，我敢用全部职业生涯赌——是AI生成的。笔画转折过于圆润，缺乏真迹的顿挫感；墨色浓度均匀得违背常理；更关键的是，母亲从不用蜂蜜水，她对蜂产品严重过敏。
可这恰恰证明，陈屿已彻底失控。
他开始动用最原始、最危险的武器——混淆我的认知边界。
接下来七十二小时，我经历了一场精密的精神围猎。
清晨六点，手机自动播放一段音频：姐姐虚弱的声音，“晚晚，别告他……他答应给我换肾……我求你了……”——音源采样自她半年前一次视频通话，但语序被重组，情绪被AI注入绝望的颤抖。
上午十点，快递送来一个木盒。打开是半块风干的桂花糕，用油纸包着，纸角印着早已倒闭的老字号“桂香斋”logo。我尝了一口，甜腻中泛着一丝若有似无的杏仁苦味——氰化物的前体物质。我立刻吐掉，冲进厨房灌下大量牛奶。三小时后，胃镜显示黏膜轻微灼伤，但无生命危险。医生困惑：“剂量太小，像在测试你的应激反应。”
傍晚，我路过地铁站，电子屏突然滚动播放一则“寻人启事”：照片是我的证件照，文字写着“苏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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