屿新聘的私人安保主管——前特警支队狙击手，代号‘渡鸦’。他不是来杀我的。是来确认，我是否还‘值得留着’。”
周沉瞳孔微缩。
“所以，”我站起身，将那部手机轻轻推过桌面，“现在，轮到您决定——是把我当成一枚即将引爆的炸弹，还是，一颗能精准命中靶心的子弹。”
他拿起手机，没开机，只是掂量着它的重量。
“苏晚，”他忽然叫我的名字，像陈屿那样，“你知道污点证人最大的风险是什么吗？”
“不是被报复。”我答得很快，“是当所有罪证都指向被告时，陪审团仍会想：这个女人，为什么活下来了？”
他点点头，终于按下开机键。
屏幕亮起，第一张照片，是陈屿站在青龙山疗养院门口，仰头望着三楼某扇亮灯的窗户。时间戳：2024年3月17日02:18:04。
我们达成了协议。
但协议里，没写明我的代价。
代价是——我必须成为“不可靠证人”。
在后续所有笔录中，我刻意制造三处矛盾：第一次询问，我说陈屿给我的U盘存有母亲账目；第二次，我改口称是加密云盘链接；第三次，我坚称从未见过任何实物载体。我描述他办公室陈设时，三次给出不同版本的绿植品种与摆放位置。我甚至在模拟辨认环节，将一张陈屿的侧脸照，错指为另一起无关案件的嫌疑人。
这是周沉授意的。
“法庭上，辩护律师会疯狂攻击你的可信度。”他当时说，“他们会说你精神不稳定、记忆混乱、动机不纯。那就让他们说。当他们用全部火力证明你‘撒谎成性’时，反而会忽略——你撒的所有谎，都只围绕无关紧要的细节。而关于杀人、行贿、洗钱的核心事实，你从未动摇过半分。”
我照做了。
于是，在正式立案前的最后一次秘密听证会上，当我面对三位资深检察官，再次重复那句“我亲眼看见陈屿用手术刀片刮下血痂”时，主审检察官忽然打断我：
“苏法医，你确定是‘亲眼’？据我们掌握，案发时段B-7舱内监控因‘电压不稳’中断了四分三十七秒。而你进入舱门的时间，恰好卡在中断后的第三秒。”
我垂下眼：“我不需要监控。我闻得到那股味道——铁锈混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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