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宁主导的“君主立宪制”与全球扩张，虽然带来了国力的飞跃，却也深刻地触动了传统士绅阶层的利益。
清丈田亩、推行商税、重用实务官员、虚置君权……
这一系列举措，使得一股强大的暗流在帝国境内涌动。
而这股暗流的核心，便是以江南士大夫为主，标榜“清议”、“气节”，以无锡东林书院为精神象征的东林党。
他们不敢明目张胆地反对首辅和君主立宪制，便利用其盘根错节的门生故吏关系，以及在士林中的清望，不断制造舆论。
在邸报的夹缝中，会出现含沙射影的文章，抨击“权相擅国，有违祖制”，哀叹“君父不纲，礼乐崩坏”。
在科举取士的环节，他们极力排斥那些精通格物、算学等“新学”的考生，推崇只知经义、诗文的“正途”。
在地方政务上，他们往往阳奉阴违，对清丈田亩、推行新式学堂等政策拖延掣肘，暗中保护地方豪强的利益。
他们更将希望寄托于深宫之内，不断通过各种渠道，向逐渐长大的泰昌帝灌输“亲贤臣、远小人”、“收回权柄、重振朝纲”的理念，这也是当初泰昌帝敢尝试反抗苏宁的原因。
英国公张维贤等残余的勋贵势力，亦暗中与东林党人眉来眼去，形成了一个反对苏宁的松散联盟。
他们等待着，等待着一个能将苏宁一举扳倒的机会。
苏宁对于东林党的动作，早已洞若观火。
他掌控的锦衣卫和新成立的内务安全署，如同无形的蛛网，渗透在朝野上下。
东林党人每一次秘密集会，每一封私下传递的信件，大多都在他的监控之下。
他隐忍不发，并非忌惮，而是在等待一个能将他们连根拔起的契机。
天启元年十二月。
这一年，江南漕粮改海运输过程中，因风暴损失了一批粮秣。
这本是天灾，但东林党人认为抓住了苏宁新政的“把柄”。
在几位核心人物的策划下，一份措辞激烈、署名“江南忠义士子”的万言书悄然流传，不仅抨击漕运改海“劳民伤财”、“有违天和”，更直指苏宁“欺君罔上、盘踞朝堂、异志已彰”，甚至隐晦地提及万历、泰昌两帝“死因蹊跷”，呼吁“天下忠义之士共讨之”！
这份万言书，越过了苏宁所能容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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