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日后请赏铺路”的论断，已极为接近核心——萧元彻在战事将定未定之际急调他回京，名为查案整肃，实为一次深度的政治侦察与提前布局。
既要借旧案铲除孔、丁等明面上的对手，更要借此良机，摸清京都各方势力在战后权力重新洗牌前的真实立场与动向，尤其是对沈济舟的处置以及对萧元彻本人可能的封赏会持何种态度，从而为萧元彻班师回朝后的“叙功”与更进一步的动作，扫清舆论障碍，铺平道路。
就苏凌个人而言，他对此并无抵触，甚至视为一次难得的机遇。
彻查旧案，还冤死者公道，整饬吏治，这本就符合他心中的道义与为官准则，是“不违本心”之举。
而此案牵连之广，几乎将萧元彻的主要政敌——孔鹤臣、丁士桢及其背后的清流、部分保皇势力，乃至外藩强藩沈济舟、钱仲谋等——悉数网罗其中。
一旦查实，便可凭借国法纲纪，名正言顺地将这些盘根错节的敌对势力予以沉重打击甚至连根拔起。
这既能实现司法正义，又能完美达成萧元彻的政治意图，可谓一举两得，公私两便。
铲除的这些“异己”，也确实多是蠹国害民之徒，于国于民皆有害无益，苏凌动起手来更无心理负担。
然而，心中了然是一回事，嘴上承认又是另一回事。
政治斗争的残酷性在于，许多事情可以做，甚至必须做，但却万万不能说破，尤其不能由执行者之口承认其背后的政治算计。
一旦承认，便是授人以柄，将自身从“秉公执法”的执剑人，降格为“党同伐异”的政治打手，道义高地尽失，也会给对手攻击萧元彻“借案铲除异己、打击政敌”提供确凿口实。
因此，面对策慈这近乎直指核心的诘问，苏凌绝不能承认。
苏凌只是淡淡一笑，仍旧是之前那套词，说道：“苏某区区将兵长史，人微言轻，我只知道受命办好自己的差使，至于办好差使之后，牵扯了谁，又得罪了谁，自然不是苏某能够考虑和解决的......”
“善后的问题，以及如何处置涉及的各方，那是那些大佬们和丞相之间的事......”
“这神仙打架，苏某一个小小的凡人，自然是站的越远越好的......”
苏凌的回应展现出了极高的语言艺术与政治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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