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怎么会亏钱？”
孙向东的语气变得沉重，他开始算一笔触目惊心的“人账”：
“咱们曹河酒厂，现在在册的职工，有三千一百多人。这个数字，在全国同规模的酒类生产企业里，是极其罕见的，甚至可以说是……根本没有。”他的目光扫过车间里并不算密集的工人，“我不瞒您说，这些年我跑过全国不少酒厂参观学习。江西的都昌酒厂，年产量不小，全厂才两百多人；黑龙江林口一家老牌酒厂，不到三百人；广西浦北酒厂，年产酒量也很可观，才六百多人；咱们省内有家去年刚评上‘大型二类企业’的酒厂，全厂固定工加临时工，总共才七百人左右，他们去年的产量也是四万吨左右，但创造的利税是三千八百多万！”
他看向我，眼神里带着一种近乎痛心的清醒：“而你们曹河酒厂，同样生产了四万吨酒，账上大家一共挣了三千万，听着不错。可是你们养了多少人？三千一百多人！这三千多人里，真正的生产一线工人，我估计不到一千人。光是总厂和各分厂设置的销售科、办事处，后勤、工会、团委、爱卫会、计生办、妇联林林总总加起来，就养了超过七百人！可现在我们的酒，绝大部分是通过东投集团的渠道销售的，你们自建的这支销售队伍，实际上……事倍功半，甚至很多时候是在‘吃空饷’！”
他的声音提高了些：“您算算，一个人一个月平均工资、奖金、劳保，按三百块算，不多吧？三千多人，一个月就是将近一百万！一年就是一千二百万！这还只是最直接的人工成本！朝阳，算下来一分账，你们啊基本就是赚了个吆喝！”
孙向东的这笔账，算得简单，但很冷酷，却也算到了根子上。我看向县委常委、副县长苗东方，他的脸色也不太好看。
“苗县长，”我的声音平静，却带着压力，“曹河酒厂什么时候……进了这么多人？我印象里，八七、八八年我来考察的时候，全厂职工好像还不到一千人。这几年功夫，怎么膨胀到了三千多人？这些新增的人员，都是怎么进来的？有没有经过严格的劳动计划和岗位核定？”
苗东方显然没料到调研会突然转向如此尖锐的人事和成本问题，他脸上闪过一丝尴尬，挠了挠头，习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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