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坐在床沿上，攥着缸子，好半天没说话。窗外的雨还在下，雨丝被风吹得歪歪斜斜，像一个人踉跄的步子。方明远坐在他对面的椅子上，也不说话，只是陪着他一口一口地喝。两人沉默着把缸子里的酒喝完了。陆浩明忽然站起来，从柜子里翻出一包烟，抽出一根点上。烟雾吐出来，跟窗外漏进来的湿气搅在一起，模糊了他的脸。
“我想去送送他。”陆浩明说。
“去吧。”方明远说，“明天刚好周五，请一天假。我帮你跟辅导员说。”
那一夜，陆浩明没有睡。他坐在书桌前，把抽屉里那本随身多年的工作笔记从头到尾翻了一遍。笔记本的边角已经磨烂了，封面上沾着一块洗不掉的黄渍，像是某年夏天混着汗水和泥土留下来的。他翻到最早的那几页，字迹还是学生气的工整，写的是刚到平川镇时的一些杂感——农机站仓库里的霉味、老杨头那台修了又坏的拖拉机、第一次下村时陷在泥里的雨鞋。一个字一个字，像一条条小径，把他带回七年前那个夏天。那时候他还那么年轻，眼睛里只有路，没有墙。他想，赵国栋是什么时候走进这本笔记里的？大概是第二年的春天，那场泥石流之后。从那时起，这本笔记里就多了一个人的影子，不浓，但总在。
第二天一早，陆浩明跟辅导员请了假，借了方明远的伞，一个人坐公交去了农业厅。他到的时候，赵国栋正站在办公室里整理东西。两个纸箱并排放在地上，一个装满了书，另一个装着文件盒和一些杂物。窗台上那盆绿萝已经不在老位置了，被搬到了纸箱旁边，叶子蔫蔫地耷拉着。赵国栋穿了一件旧夹克，袖子挽到手肘，正把一本本笔记往箱子里码。他抬头看见陆浩明站在门口，先是一愣，然后就笑了：“来啦。正好，帮我搬箱子。”
陆浩明走进去，把伞立在门后，弯下腰去搬那只装书的箱子。很沉，他咬牙提起来，晃了一下才抱稳。赵国栋在旁边说：“小心点，里头有本《平川县志》，九十年代编的，比你还重。”陆浩明把箱子搬到走廊上，又回来搬另一只。两人一人一只箱子，把办公室里的东西搬到了楼下。赵国栋走在前面，步子不快，但很稳，像走了一辈子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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