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了。我想问一句——接下来我们村的流转计划，还会按原来的节奏走吗？”我说会。“那就行。”他站起来，“只要你还按原来的节奏走，我还按原来的节奏配合。”他走到门口又停下来，“你蹲下去的时候，我也蹲过。你要是不蹲，那些人不会站起来。”
从办公室出来的时候，张福来正蹲在农机站门口修一台手扶拖拉机的油泵，我在他旁边蹲下来，把县里那句话说给他听。他拧紧那颗螺丝，在裤子上擦了擦手：“你以前修机器的时候，有一颗螺丝总是拧不紧，后来发现是螺纹不对，不是力气不够。你那些事，也一样。不是他们说的‘软弱’，是方式不对路。路对上了，力气自然就用上了。”
当天晚上，我给李长山打了一个电话，把县里那些话跟他说了。他听完之后沉默了一会儿：“软弱不是蹲下去跟人说话，是蹲下去之后再也站不起来。”他的回答跟王德厚几乎一模一样。顿了一下，又说：“你蹲下去的时候，我也蹲过。你要是不蹲，那些人不会站起来。等分红下来的那天，那些说软话的人会重新坐下来。”
那段时间，我常在办公室坐到很晚。台灯的光线压在桌面上，把笔记本上的字照得清清楚楚。窗台上那盆绿萝的藤蔓在灯光的照射下投下一道细长的影子，在墙面上缓慢移动。马县长没有直接说“停掉试点”，他只是用“软弱”这个词给出了一个信号，等着别人去接住。县政府里那些人说我“软弱”，是因为我用了跟他们不一样的方法，而不是因为我没用力。
第二天上午，我又去了一趟石槽沟。李长山正在地里跟合作社的人商量下一季的种植计划，我走过去蹲在田埂上，他看了我一眼：“你今天来，是为了县里那些话？”我说是。他放下手里的工具：“那你自己觉得呢？”我说：“我还站在这里。”他沉默了一会儿：“那就继续站着。”他弯腰拿起工具，继续翻地。
傍晚，路灯已经亮了，路面上的车辙印比之前又深了几道，有些是被拉菜的三轮车压出来的，有些是被偶尔经过的农用车碾的。石槽沟那边，菜地里的叶子还在风里翻动，合作社的门半掩着，周老板蹲在仓库门口整理工具，没有抬头。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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