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
我接过账本，一页一页地翻。县里的拨款记录清清楚楚，每一笔都有文件号、有金额、有拨款日期。但农林办的转账记录，只有三笔，金额加起来五万二。剩下的八万六，在账面上消失了。
“陈站长，这些钱，您跟农林办反映过吗？”
“反映过。以前跟李主任反映，他说‘知道了’，没下文。后来李主任调走了，我跟王大姐说，她说‘账上没钱’。钱去哪了？她不说，我也不好问。”
我把账本合上，点了一根烟。又是李国良。又是农林办。又是十几万的窟窿。白条的事刚翻篇，退耕还林款又冒了出来。这就像打地鼠——你按下这只，那只又冒出来，永远没个完。
“陈站长，这件事您先不要跟任何人说。我去查。”
“陆镇长，您要小心。退耕还林款的事，比白条更敏感。白条动的是李国良一个人，退耕还林款动的是老百姓的口袋。谁动了这笔钱，老百姓就会跟他拼命。”
我掐灭烟，站起来。“陈站长，您放心。我不会让老百姓拼命。”
回到办公室，我关上门，把林业站的账本和农林办的转账记录对照着看了一下午。八万六的缺口，不是一笔转走的，是分了好几年、好几笔。每一笔都有签字，签字的都是同一个人——李国良。但钱转到了哪里？账面上没有记录。农林办的账本就像一本天书，只写“付退耕还林款”，不说付给了谁。
我给王大姐打了个电话，让她来我办公室一趟。
“王大姐，退耕还林款的事，您知道多少？”
她坐下来，双手放在膝盖上，像个被老师叫到办公室的小学生。“陆镇长，我知道您会问。我不敢说，是因为我怕。”
“怕什么？”
“怕李主任。他虽然调走了，但他在县里还有关系。我一个小办事员，得罪不起。”
“王大姐，您不用怕。李主任的事，已经过去了。您现在只要跟我说实话，我不会让任何人动您。”
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一个银行账号。
“这些钱，都转到了这个账号上。账号的主人，是李主任的小舅子。”
我接过纸条，看了一眼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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