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终因果认定需要结合制剂成分、病理与毒理检测。”
陆晨指向另一组数据。
“但患者入组前后的连续检查，已经足以排除单纯自然进展解释全部损伤的可能。”
辩护人忽然拿起高志勇的病历。
“高志勇本身患有晚期肝癌，他出现肝衰竭难道很奇怪吗？”
“不奇怪。”
“那你为何把责任归到实验制剂？”
“因为他入组前没有免疫性溶血，也没有短时间内急剧恶化的弥散性凝血障碍。”
陆晨语气平稳。
“肝癌可以解释肝功能差，不能自动解释实验后出现的全部新发损伤。”
旁听席一片安静。
辩护人又提出现场抢救可能改变检验结果。
陆晨直接调出实验室原始监护记录。
“这些数据产生于警方进入现场之前，记录设备由涉案人员控制。”
“如果你怀疑医院治疗造成偏差，那么这部分数据恰好来自你方。”
辩护人停顿数秒，只能换下一个问题。
“你在没有了解实验方案的情况下停止输注，是否可能影响疗效？”
“患者已经出现休克、室颤和活动性出血。”
陆晨看向曹景生。
“任何合法临床研究都必须设置终止标准，继续输入不明制剂才是不负责任。”
法官问道：“现场是否存在抢救预案？”
“没有。”
“是否有符合资质的急救团队？”
“没有。”
“患者死亡后是否进行过规范复苏？”
“监控显示没有。”
曹景生终于忍不住站起来。
“他们都是没希望的人，我至少给过他们机会！”
法警立即要求他坐下。
陆晨看着他。
“没有希望，不代表别人有权夺走他们的知情权和生命安全。”
“你们这些守着规则的人永远做不出突破！”
“突破不是伪造数据，也不是把死亡藏起来。”
曹景生胸口剧烈起伏，还想反驳，却被法官制止。
随后出示的证据彻底击穿了他的说辞。
警方恢复的文件显示，曹景生明知首批患者出现严重不良反应，仍按诺恩生命的要求提高剂量。
他在邮件中写道，只要出现一例肿瘤缩小，就能先发论文，再用名气解决手续问题。
境外项目经理则要求他优先招募具有特定籍贯与家族病史的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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