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宁在台阶上站了很久。
直到那盏白纸灯笼被风吹灭了，他才转身进门。
赵福跟在后头，嘴唇动了两下，没敢问。
赵宁走到书房，把抽屉里那份海瑞的判决书又拿出来，摊在案上看了一遍。看完了，又锁回去。
这一锁，就锁到了嘉靖四十四年的年底。
腊月十九，京城下了头一场大雪。
赵宁坐在书房里批公文，手边搁着一摞浙江送来的折子。折子底下压着三封私信，信封上没写名字，只盖了浙江布政使司的关防。
赵福端着炭盆进来，搁在脚边。
“老爷，浙江来的周管事还在前厅候着呢。”
“候了多久？”
“快两个时辰了。”
赵宁把手里那份折子翻过一页。浙江今年的丝绸产量比去年翻了一番。鱼稻桑三年下来，湖州、嘉兴两府的田亩产出比改稻为桑之前还高了三成。
这是他当年在浙江种下的种子。
“让他进来。”
周管事是浙江布政使的人。四十来岁，矮胖，进门先磕了三个头，膝盖还没离地就从袖子里掏出一张银票。
“赵阁老，这是浙江布政使大人孝敬您的。今年浙江丝绸行情好，我们大人说，没有阁老当年定的章程，哪有今天这光景。”
赵宁没看那银票。
“多少？”
“三万两。”
赵宁端起茶碗喝了一口。三万两。布政使今年从丝绸上赚的，怕是不止这个数的十倍。
“起来说话。”
周管事爬起来，腰弯着，不敢直。
“浙江今年给户部交了多少？”
周管事愣了一下。“回阁老，该交的都交了，一分没少。”
“我问的是数。”
“……一百二十万两。”
赵宁把茶碗搁下。去年是八十万。今年一百二十万。浙江这块地，总算养出肉来了。
“银票我收了。”
周管事松了一口气。
“回去告诉你们大人——”赵宁把那张银票拿起来，折了一折，搁在案角，“他该赚的，我不眼红。浙江那些个知府、知县，该分润的分润，我也不管。”
周管事连连点头。
“但有一条。”
赵宁站起来，走到窗前。外头的雪下得正密。
“国库那一份，一两都不能少。今年一百二十万，明年只能多不能少。谁要是动了这个心思，我保不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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