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皇帝之时，虽有桑哥理算苛政，尚且有数次大赦安抚；当今陛下复科举、尊儒士，本以为百姓能得安稳，谁知一场经理括田，竟比当年桑哥搜刮还要残酷。”
一旁中年农夫攥紧拳头，眼底满是悲愤：“豪强田连阡陌，瞒田逃税无人追究；咱们仅有几分薄地，反倒凭空加征粮赋。官吏手里的尺子，量的不是田地，是咱们百姓的性命！这般日子，再过几年，怕是再也活不下去。”
孩童依偎在母亲怀中，腹中饥饿，低声啜泣，妇人以破旧衣袖擦拭眼泪，望着对岸荒芜农田，满目绝望。
消息缓缓传回大都，仁宗虽数次听闻民间惨状，却因铁木迭儿把持中书财政，依赖清查所得钱粮支撑朝堂开销，始终无法彻底废止经理法。三省百姓心中积下滔天怨恨，深埋心底，江南大地埋下反元祸根，数十年后红巾烽烟四起，江南百姓率先响应，根源便始于延祐二年这场残酷括田。
铁木迭儿站在中书省大堂，翻阅各地上报的增税账册，看着一笔笔充盈国库的数字，嘴角勾起阴冷笑意。他全然无视千里之外百姓流离之苦，只暗自盘算，待经理之事彻底收官，便可凭借丰厚赋税功绩，再度紧握朝堂大权，将李孟等汉儒势力逐步打压排挤。
李孟独坐翰林院中，提笔写下民间疾苦，字字沉重，心中清楚，仁宗一时的汉化新政，终究抵不过朝堂贪权官吏的求财私心，一场本可利民的田亩整顿，沦为荼毒万民的苛政，大元王朝的民心根基，自延祐二年起，已然悄悄裂开一道难以弥合的深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