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躬身领旨，抬头看向落寞的太子与失意的汉臣，眼底尽是得意与轻蔑。他心知，此番博弈，色目聚敛派大获全胜，朝堂话语权再度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
可阿合马未曾得意太久，局势再度反转。
旬日之后，江南各路安抚使接连上奏，江南百姓听闻朝廷骤然恢复重税，刚刚安定的民心再度动荡，多地出现流民聚集、士民嗟怨、宗族观望的乱象，甚至有零星遗民义士暗中串联，扬言重蹈乱世。
奏折雪片般送入大都皇宫。
忽必烈阅览奏章，见江南民心浮动、新附之地隐患再起，心中忌惮大乱再生，当即再度改弦更张！
即刻再下圣旨：“江南民心初定，不可骤加压榨！着令，江南赋税三分减一，持续安抚，严禁官吏苛索扰民！”
一道新诏，再度推翻前令！
短短一月之内，大元针对江南的核心国策，四次剧烈摇摆、反复变更，汉法与回法交替掌权、轮番废止对方政令，堂堂大一统王朝的治国根本，彻底陷入混乱无序的境地。
自此，回汉之争彻底固化为元朝百年朝堂顽疾。
太子监国，则推行汉法宽政；
色目得势，则厉行聚敛苛政；
帝王制衡，则国策反复横跳。
朝堂之上，无长久之策、无恒定之制、无统一之心。汉臣得不到始终信任，色目逃脱不了专权诟病，百姓跟不上朝廷政令变幻，官吏摸不准朝堂治国方向。
真金太子经此数度挫败，愈发明白自身的窘迫处境：他空有监国之名、空有仁政之心，却始终无法摆脱父皇的制衡掌控、无法根除色目权臣的掣肘打压，汉法大业举步维艰、前路渺茫。
阿合马则看透了帝王心思，深知忽必烈永远需要聚敛之臣充盈国库、制衡汉臣，从此愈发肆无忌惮、结党营私、把持中枢，愈发轻视东宫与儒臣集团。
南北汉臣彻底心灰意冷，结党内耗暂且搁置，转而人人自危、观望时局，再无同心治国、推行王道的锐气。
盛世皮囊之下，大元王朝最致命的国策摇摆之弊、派系党争之祸，就此深深扎根，代代延续，成为贯穿整个元代、最终导致王朝速亡的核心病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