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四川有3800万农村劳动力，其中1500多万是剩余劳动力。人地矛盾空前尖锐。三表哥茹雪说“咱们这一大家子都挤在那几块地里，无论怎么立体农业也刨不出多少钱来”【第93回】，正是这种矛盾的文学表达。
最后，“走出去”的信息和渠道开始出现。三表哥说“四满满他们在浙江打工拉石头，正好回来招聘工人”，“一个月就可能找到三四百块钱”【第93回】。三百到四百块，差不多是冷姑爷种一年地收入的十分之一。两相对比，“离开”就成了一个理性的、甚至唯一的选择。而“恢复高考”打开的另一扇门——考上大学就拥有干部身份、国家分配工作——更是让“读书改变命运”从口号变成了无数农村家庭亲眼见证的现实。
于是，一代农村青年面前，铺开了三条路：升学、打工、做生意。每条路都通向远方，每条路也都有各自的代价。
二、升学：最窄的桥，最远的路
“升学”在八十年代的农村，几乎等同于“逆天改命”。东西哥考上省城大学，是整个重阳镇的骄傲；金娃子考上中师，是“全镇中考第一名”【第96回】；茹冰表哥复读三年终于考上大学，冷姑爷骑着自行车赶了十八里山路来报喜，进门时“嘴唇干得裂了口子，可一双眼睛亮得吓人”【第30回】。
升学的吸引力在于它提供的是一条彻底的、制度性的出路。一旦考上，农村户口转为城市户口，毕业后国家分配工作，从此彻底告别“面朝黄土背朝天”。正如冷姑爷所说：“农村人，惟有读书才可以跳出农门、改变命运。”【第16回】高考恢复后，无数农家子弟正是通过这条“最现实最直接的上升渠道”实现了命运的翻转。
但升学的门槛极高。1977年恢复高考时录取率仅4.8%，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绝非虚言。东西哥是“全县第三名考上的大学”【第44回】，茹冰复读了三年才考上，而更多的人——如三表哥茹雪——在高考失利后，只能转向另外两条路。笔者有一位分管教育的副县长朋友，在喝酒到位的时候，他意气风发相当自豪地说：“我们为什么抓升学率？为什么允许办补习班？因为我们每年中高考升学离开土地的人数多大数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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