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值得守，相信这些人值得爱，相信这个“家”字值得刻在石头上，等风把石屑吹净。
人物是怎么“长”出来的？
有人问我，你是先想好人物再写，还是写着写着人物自己长出来的？
我几乎可以确定地说：是后一种。
甄贤婆婆不是我“设计”出来的。她是从那棵栗子树下走出来的——那天她在山上捡到一个弃婴，抱着那个孩子走下山的时候，她的一生就已经在我心里长完了。后来的五十三年等待，只是那棵树的年轮。她的儿子叫“胜利”，因为他是抗日胜利那年生的；她的女儿叫“莫愁”，因为抱她回来那天，有人劝了一句“莫愁”。儿子代表过去，女儿代表未来——这就是她的一生。
东西哥也不是我“安排”的。他只是站在讲台上，手里拿着一截粉笔，面对一块空白的黑板。他不知道该画什么。他在大学里学的是建筑，现在只能画三角形。那个落差带来的所有痛苦、挣扎、不甘，以及最终的释然，都是他自己长出来的——也是从我心里长出来的。
对于师范毕业从教的我来说，十三年的教书生涯起起伏伏：从小学教师到初中教师，从教导主任（后期主持工作）到副校长（主持工作），再到镇中学分管副校长，最后又回到教导主任岗位。这一段经历，让我内心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刺激和成长。我创作这部小说，或许就是为了记录那段人生，为自己留一份启示。当然，动笔的时候，我已经转入另一个体制——镇政府机关工作，心里已经平静了。写作不过是一个记录者，站在旁边，把故事里人物说过的话、画过的圆、吹过的箫、吃过的老鼠药、重新站在讲台上时微微发颤的指尖——一一记下来。
雨花姐也不是我遇到的人，但她是我见过的许多人的影子聚合而成。她出场时只是一个胖胖的食堂女工，大大咧咧，说话直来直去。后来她把搪瓷缸子放在桌上，说了一句让我手里的笔差点掉下来的话：“好人和能过一辈子的人，不是一回事。”
那一刻我才知道，这个人物在我不知道的时候，已经长出了一个完整的灵魂。
这就是我写作的方式——不是在操纵人物，是在聆听他们。他们有自己的脾气、自己的选择、自己的路。我只是那个坐在茶馆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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