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管齐下。”张川摊开笔记本，“第一，继续找那个姑娘。去夜市周边的旅馆、出租屋、工厂问，她既然在那个时间出现在惠民路，大概率在附近上班或居住。第二，查孙某的前科。他不是第一次干这种事，以前讹过别人，找到以前的受害者，形成证据链。第三，稳住烤红薯的大爷，等他想通。”
“我去查孙某的前科。”高娃站起来，“小宝，你跟我一起。”
“我去找那个姑娘。”张川说。
接下来的两天，张川带着小周跑遍了惠民路周边的工厂、宿舍、出租屋。拿着从派出所调取的周边监控截图，一张一张地问人。没人认识那个姑娘。有的说“没见过”，有的说“面熟但想不起来”，有的连看都不想看。
高娃那边有了进展。她在隔壁区找到了一个以前被孙某讹过的受害者。那是个年轻小伙，叫周凯，两年前在夜市劝架，被孙某讹了两千块。小周说：“我那时候刚毕业，没钱，也不敢惹事。他天天带人堵我家门口，我爸妈吓得不敢出门。最后没办法，给了两千块。你们现在来找我，我也不敢作证。”
高娃说：“孙某已经被控制了，他不敢再来骚扰你。你不用怕。”
小周犹豫了很久，最后同意了。但不是出庭作证，只是提供了一份书面证言。
下午，张川接到一个陌生电话。是烤红薯的大爷。
“张警官，我愿意作证。但不是为了那个小伙子，是为了我自己。”老大爷的声音很苍老，“我想了一宿，当兵的人，不能当缩头乌龟。我比我那死去的儿子多活了三十年，孙子也大了，我怕什么？我给你们作证。”
张川握着手机，长长地呼了口气。
“谢谢您，大爷。”
案子有了突破口，但还不够。被骚扰的姑娘还没找到，这是最关键的证人。
张川站在窗前，点了根烟。窗外的天已经黑透了，远处惠民路的方向，路灯亮着昏黄的光。他知道那个姑娘还在这座城市的某个角落，也许看到了新闻，也许听说了这件事，但不敢站出来。
孙某在派出所里态度嚣张。审讯时翘着二郎腿，说“我是受害者，你们应该抓那个打人的”。赵小宝气得想拍桌子，被张川按住了。
“不急，等证据齐了，看他还笑不笑得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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