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周围人眼中，都只会显得她冷血、不孝、忘恩负义。
“妈，你别哭了，注意身体。”最终，她只是干涩地吐出这句话，声音里透着深深的疲惫和一种认命般的麻木，“钱，我会去交。我去找医生问清楚情况。”
她需要离开这个令人窒息的病房，哪怕只是几分钟。她转身，几乎是逃也似的走出了病房，将母亲压抑的哭声和病房里各种复杂的目光关在身后。
走廊里同样拥挤不堪，但她却觉得这里的空气，似乎比病房里稍微稀薄一点。她靠在冰冷的墙壁上，闭上眼睛，深呼吸，试图平复那几乎要冲破胸腔的悲愤和无力感。
“必须负全责”……母亲的话语还在耳边回荡。多么熟悉的说辞，多么理所当然的逻辑。在这个家里，似乎从很早以前，就形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定：有能力者，多劳；有良心者，多担。而哥哥，永远是那个“没本事”、“不成器”、“需要我们多帮衬”的例外。而她，张艳红，因为读了书，因为走出了小县城，因为有一份“体面”的工作，就自动成为了那个“有能力”、“有良心”，因此必须承担一切的人。
以前，她虽然痛苦，虽然委屈，但内心深处似乎也隐隐接受了这种设定，觉得或许这就是自己的“命”，是自己“欠”这个家的。可经过这段时间的心理咨询，经过那短暂却刻骨铭心的“断联”和平静期，她开始意识到，这根本不是“天经地义”，这是一种病态的、不公平的情感勒索和道德绑架！
但意识到是一回事，在现实中，尤其是在父亲生死攸关的病房前，去反抗这种根深蒂固的绑架，又是另一回事。那需要的力量，远比她想象的要大得多。
她找到主治医生的办公室。医生是个四十多岁、面容严肃的中年男人，看到她，推了推眼镜，言简意赅地介绍了病情：急性心肌梗死，情况危急，需要尽快进行冠脉介入手术（支架植入），手术本身有风险，但拖延风险更大。费用方面，手术、材料、住院、后续药物，初步估计十五到二十万，医保能报销一部分，但自付金额依然很大，而且很多进口药物和材料需要自费。
“尽快决定，尽快交钱，我们好安排手术。”医生语气平静，带着见惯生死的淡漠，“你父亲的情况，拖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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