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据环三：具体可疑行为。证据：证人证言（小张）、辅助视听资料（照片）、当事人陈述（何不凡的情况说明，承认基本事实）。”
李默靠回椅背，双手交叉：“现在，我们把这三个证据环串联起来。”他像在陈述一个已经确凿无疑的案件：
“证据环一（机会）：何不凡独家负责处理核心项目报废硬盘，具备接触机密数据的唯一机会。其过于严谨的流程，可视为掩盖真实意图或预留后路的准备。
证据环二（动机/后果）：在其处理完硬盘后，公司即在关键竞标中意外失利，对手表现疑似提前获知我方弱点。时间关联性极强，其行为导致了损害公司重大利益的结果。
证据环三（行为）：有确凿证人目睹其在竞标后与竞争对手高管秘密会面，并有财物往来（信封）。其本人亦承认会面事实。此行为与其职务（接触硬盘）和后续结果（竞标失败）逻辑链条完整。
这三个环，环环相扣，形成了指向‘何不凡利用职务之便泄露信息并收受好处’这一核心事实的完整证据链。虽然单个证据可能无法直接定论（如信封里具体是什么？数据如何具体泄露？），但间接证据相互印证，已经形成了完整的证明体系，足以排除其他合理怀疑。难道一切都是巧合？恰好他处理硬盘，恰好对手获胜，恰好他被看见与对手密会收钱？这种概率太低。更合理的解释，就是我们的证据链所揭示的事实。”
办公室里一片寂静。王经理感到一阵寒意。这套逻辑听起来如此严密，几乎无懈可击。它巧妙地避开了无法解决的技术难题（数据如何突破7次覆写），而聚焦于可以拼凑的人际关系和事件关联。它符合人们对“内鬼”故事的想象，也满足了组织急需一个“责任人”来消化失败怒火的迫切需求。
“可是，”王经理挣扎着最后一点职业良知，“李总，这里面的‘财物往来’，只有证人看到信封，没有打开确认是什么。何不凡自己也坚称拒绝了。这……算‘收受好处’的确实证据吗？而且，他泄露数据的具体方式，完全没有证据……”
李默抬手打断她，语气不容置疑：“王经理，我们不是在刑事法庭，不需要达到‘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的刑诉标准。我们是在进行企业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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