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寰宇科技”的锅,像一枚冰冷的勋章,永久地别在了何不凡的胸前。
自那以后,一切都变了。
不是环境变了,是他看环境的眼神变了。
刘经理的“赏识”邮件,吴组长丢来的“历史梳理”巨著,还有每天准时弹出的五到八个会议邀请,像潮水一样将他淹没。
他不再像最初那样,试图在每一份需求清单里厘清责任,在每一次会议录音中寻找真相。
他开始机械地处理。
手指在键盘上敲击,屏幕上流淌出“会议认为”、“双方达成共识”、“后续将深化协同”等标准句式。
这些词汇像工厂流水线上的标准件,被他熟练地组装成一份份名为“纪要”的产品。
阿哲又发来一个模糊的需求,只给了一个“大概方向”。
何不凡不再追问细节,只是回复:“收到,我将据此形成初步方案框架供讨论。”
他把“模糊”原样打包,贴上“框架”的标签,等待下一次会议将它“优化”成共识。
老赵推过来一份陈年合同,要求“协助梳理权责”。
何不凡不再试图分辨哪些条款是历史陷阱,只是将原文复制,在关键处标注:“此处责任界面根据合同第X款约定。”至于约定是否合理,是否埋雷,那不是他该管的。
他甚至开始预测领导的修改偏好。在写一份关于项目风险的纪要时,他主动将“技术实现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写成“技术路径面临创新挑战,需持续投入资源攻坚”。他知道,刘经理喜欢“挑战”和“攻坚”这类充满斗志的词。
他的工位成了信息的中转站和格式化车间。原始的问题、模糊的指令、推诿的言辞从这里流入,经过他那套日益精熟的“优化”流程,变成光滑、正确、毫无棱角的官方文本流出。
他感觉自己像一台人肉文档粉碎机兼重塑机,吃进混乱,吐出秩序——一种掩盖了真实矛盾的虚假秩序。
大周有时会抬头看他一眼,那眼神平静无波,仿佛在说:“看,你终于学会了。”
何不凡避开那目光,继续敲击键盘。他知道自己正在滑向大周曾经指出的那条路:不再关心事情是否做对,只关心如何让它“看起来对”。
吴组长对他的“进步”表示满意。“不凡最近纪要写得越来越有火候了,能准确把握领导意图。”
这种表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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