脚步声踩碎。第一期学员从宿舍里跑出来，列队、报数、立正。沈砚之站在旗杆下看着他们，目光从第一排扫到最后一排。三个月的训练已经让这些年轻人的身板不一样了——胸膛厚了，肩膀宽了，下巴的线条硬了，更关键的是看人的眼神不飘了，定得住。他的目光停在第二排中间一个瘦高的学员身上。那个学员叫陈远志，贵州毕节人，读过两年中学，父亲是乡间私塾先生，家里卖了唯一一头耕牛送他来昆明投军。昨天晚上熄灯之后，沈砚之查铺，看见陈远志趴在床头打着手电筒在被窝里看他写的那本《步兵战术》，扉页上一笔一划地抄了一行字：“以最少之代价，换取最大之胜利。——沈校长。”
程振邦走到队列前面，整队完毕，转身向沈砚之敬礼：“校长同志，西南讲武堂第一期学员应到一百三十七人，实到一百三十七人，列队完毕，请指示！”
沈砚之回了一个军礼，然后往前走了三步，站在一百三十七双年轻的眼睛前面。
“今天加一个科目。”他说，“每个班轮流上射击场，每人五发子弹。打靶之前，先回答教官一个问题——你手里这把枪，是谁造的？”
队列里静了一下。有人小声说：“汉阳兵工厂。”有人说：“德国造。”
沈砚之摇了摇头。
“这把枪，不是你造的，不是我造的，不是汉阳兵工厂造的，也不是德国人造的。”他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地落在操场上，“是种地的人造的。你手里这把步枪，折成银子，够一个农民在乡下买两亩水田。那两亩水田，他要在泥里爬一个春天，弯腰插几千次秧，晒一个夏天，守一个秋天，才能打出够一家人吃一年的稻谷。他把稻谷卖了钱，交了税，税变成了军饷，军饷买了枪，枪交到你手里。你打出的每一发子弹，都是老百姓碗里的饭。”
操场上安静得只剩下风声。白杨树的叶子沙沙地响，像是在替谁说没有说出口的话。
“我让你们记住这件事，不是让你们心软。是要让你们知道，你们肩膀上扛的不光是枪，是种地人的血汗。”沈砚之顿了一下，放缓了语速，“你们将来会当上连长、营长、团长。不管当了多大的官，永远别忘了这把枪是谁造的。”
他退后一步，把指挥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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