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砚之抬头看着那排刚栽下不久的白杨树。树苗还细，最高的那棵也只到他肩膀，但根已经扎下去了，浇过两个春天的水，活得很稳。
“能多一个是一个。”他说，“我们从战场上活着下来的人，能做的事就是这个——把活下来的办法教给他们。”
风从滇池的方向吹过来，带着湖水的腥味和远处村庄的炊烟味。白杨树的新叶在风中哗哗作响，像一群人在轻声鼓掌。
沈砚之想起松坡将军信里的话：“愿诸君勿以锷为念，以国家为念。”他当时觉得这句话太重了，重到一个人扛不起来。现在他才明白，松坡将军不是让他一个人扛——是让他在身后这些年轻的面孔里，找到一百个、一千个能一起扛的人。
“进去吧。”他拍了拍程振邦的肩膀，“明天还要早起带操。”
两个人转身往回走。月光把他们的影子投在操场上，拖得很长很长，从操场的这一头一直拉到那一头，像两根丈量这片土地的尺子。
第二天，沈砚之起得比号声还早。
他在操场上站定的时候，东边的山脊刚刚泛出一线鱼肚白，昆明的清晨凉得像山泉水，空气里浮着一层薄薄的雾气，把操场边那排白杨树晕成了一幅水墨画。他站在旗杆下面，把军装的风纪扣扣到最上面那颗，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块怀表——是他爹留下的那块老式瑞士表，表面已经磨花了，但走时还准。五点五十。还有十分钟吹起床号。
他不是睡不着。他是在等一个答案。
昨晚回屋之后，程振邦问了他一句话。程振邦说：“你写了二十八本教案，熬了不知道多少个通宵，把教官一个一个拉出来重新练。你有没有算过，这所学校能给这个国家省下多少条命？”
他当时没有回答。因为他也算不出来。但他知道一件事：三年之后从这里走出去的每一个军官，都会带着二十八本教案里所有的东西上战场。他们会计算炮弹的杀伤半径，会分析地形对射界的影响，会在冲锋之前检查每一个士兵的鞋带松不松。这些细碎的东西加在一起，也许真的能省下一条命。十条命。一百条命。
如果这一百条命里，有一个人的爹娘不用在村口哭瞎眼睛，他熬的这些夜就不算白熬。
起床号响了。
铜号声划破晨雾，操场上的寂静被整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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