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后来走过了大半个中国，确实再也没有见过那种花，他一直怀疑那是母亲编的。也许是，也许不是。但此刻，在北京城腊月的大雪里，他忽然觉得那些白色的小花并没有消失。它们只是换了一种形式——变成了他笔下的文字，变成了方遇安怀里的宣纸卷，变成了马老六在雪地里留下的那一串脚印，变成了陶文锦在机要室里屏住呼吸抄写文件时笔尖划过纸面的沙沙声。每一个在黑暗中做了一件小事的人，都是一朵关山雪。花很轻，雪很冷，但它们连成一片的时候，可以把整座山海关的春天叫醒。
“怀山，”他低声念出父亲的名字，把酒壶举向天空，然后收回，仰头灌了一大口，“你儿子的路标，插下去了。”
三天后，腊月十八。
方遇安从天津回来了。他带回了顾恒舟的一封信。信很短，只有三行：“文稿已收，存入津门文库。恒舟读至‘代价其四’处，不能自已。兄之为人，弟今日方真识得。文库编号已定，兄之文稿列为‘路标第一号’。盼后续。”
沈砚之看完了信，把它叠好放进铁盒子里，和那沓手稿放在一起。然后他走到书桌前重新铺开宣纸，拿起笔，在砚台里蘸了墨。这一次他没有犹豫，落笔极快，写的是下一份路标的标题——《论城市游击战中的物资转运与人员撤离：癸丑年腊月行动后勤篇》。
方遇安站在门口，看着他的长官又俯身在桌前，煤油灯的光照着他微微佝偻的脊背和两鬓越来越多的白发。窗外的大雪已经停了，院子里积了厚厚一层白，映得窗纸发亮。远处隐约传来巡警换岗的哨子声，短促，尖锐，像一把不太锋利的刀子在冬夜的布匹上划了一道口子。沈砚之没有抬头，他的笔在纸上发出细微而规律的沙沙声，像一只不眠的虫子，在寂静的深夜里，一口一口地啃着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