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第一枪，就一定会有人跟进。直隶、山东、河南，到处都有憋着一口气的革命同志，他们缺的不是胆量，而是一个信号。”
他收回目光，看向张慕陶和赵铁柱，眼神像淬过火的钢刀。
“我们，就是这个信号。”
三天的时间，在紧锣密鼓的准备中转瞬即逝。
民国五年二月十七日，农历正月十四，月亮已经开始残缺，但依然明亮，照得滦州城内外一片清辉。城南的城墙豁口处，枯草丛生，碎石遍地，平日里连野狗都懒得从这里经过。但今夜，这里却聚集了一支沉默的队伍。
赵铁柱带着两百名精挑细选的弟兄，清一色黑衣短打，腰间别着短刀和手枪，安静地蹲伏在城墙的阴影里，像一群蛰伏的猎豹。赵铁柱自己背着一把鬼头大刀，刀柄上的红绸在夜风中微微飘动。他抬头看了看月亮的位置，又侧耳听了听城墙上的动静——哨兵的脚步声由远及近，又由近及远，规律而懒散。
“动手。”他低声下令。
两名身手最矫健的弟兄像狸猫一样窜出去，几个起落就摸到了豁口下方。其中一人踩着另一人的肩膀攀上豁口，探头往里看了一眼，确认安全后，回头打了个手势。紧接着，两百人的队伍鱼贯而入，动作轻捷无声，像一股黑色的水流渗进了城墙的缝隙。
几乎在同一时刻，城北旧县衙的后堂里，灯火辉煌，觥筹交错。
武占魁为了给母亲过寿，摆下了二十桌酒席，宴请滦州城内的官绅商贾。大堂正中挂着一个斗大的金色“寿”字，红烛高烧，酒香四溢。武占魁穿着一身崭新的北洋军礼服，胸前的勋章叮当作响，正端着酒杯挨桌敬酒，满脸红光。
巡警局长苟德胜坐在靠前的位置上，身旁坐着他手下的几个警长，一个个喝得面红耳赤，划拳声、笑骂声震得屋瓦嗡嗡作响。
谁也没有注意到，在县衙后堂伺候酒菜的十几个仆役中，有两张陌生的面孔。他们是张慕陶安排进来的人，一个在灶房帮厨，一个负责端菜。端菜的那个年轻人每次进出后堂，目光都会不着痕迹地扫过院内的卫兵分布——正门口四名持枪卫兵，二门两名，后堂廊下两名，团部值班室还有六名正在待命。总计十四人，两挺马克沁机枪架在正门口的碉堡里，但碉堡里的射手此刻正捧着饭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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