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因为我儿子，我孙子，他们不用再给地主扛活了。我死了，值了。”
沈砚之的眼眶发热。这就是他的兵，他的兄弟。他们不懂什么三民主义，不懂什么共和民主，他们只知道，这个世道不公，得改。怎么改？拼命改。
“司令，”程振邦看着沈砚之，“这次要是成了，咱们真能拉起队伍，你打算怎么办？”
沈砚之想了想：“先去直隶乡下，那里北洋军控制弱，老百姓苦，容易招兵。有了兵，就跟皖系打游击，他们打直系，咱们打他们。等队伍大了，再往南走，去跟孙中山先生会合。”
“要是败了呢？”
“败了？”沈砚之抬头看天，天上一颗星很亮，是北极星，“败了就败了。咱们这三百多人，就当是颗火种。火种灭了，还有别的火种。中国四万万人，总有不怕死的。一个沈砚之倒下去，千千万万个沈砚之站起来。革命，总要流血的。流够了，天就亮了。”
程振邦不再说话。两人在院子里站着，站了很久。夜风很凉，吹得人骨头发冷。可沈砚之心里有团火，那火烧了六年，从山海关烧到日本，又从日本烧回天津。现在，这团火要烧得更旺，旺到照亮这片沉沉的黑夜。
鸡叫了。
东边的天空泛起鱼肚白。新的一天来了，决定命运的一天。
沈砚之深吸一口气，转身回屋。他还有很多事要准备——见吴佩孚的说辞，吉田俱乐部的布置，西沽码头的接应，三百兄弟的隐蔽。每一件都不能出错，出错就是死。
可他不怕。
从父亲把刀交给他的那天起，他就知道，这条路，要么走通，要么走死。没有第三条路。
而现在，他离那条路，只差三百条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