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趁乱起事。吴佩孚要是收了捐款，就等于欠咱们个人情。到时候王麻子要是反水，咱们就把偷饷银的事捅给吴佩孚。王麻子不傻，他知道在吴佩孚手下，偷饷银是什么下场。”
这计策太大胆，也太险。可陈其美不得不承认，这是目前最好的办法。乱世之中，想在夹缝里求生，就得比谁都敢赌。
“我去安排。”陈其美终于点头，“不过沈司令，吴佩孚这个人精明得很，你见他，可得小心。”
“知道。”
陈其美走了，院子里只剩下沈砚之和程振邦。夜很深，天津城睡了，可他们不能睡。明天晚上，要么一举成功，拿到枪拉起队伍；要么全军覆没，死在北洋军的枪口下。
“司令，”程振邦忽然说，“你还记得山海关吗？”
“记得。”沈砚之望着北方的夜空。那里是山海关的方向，离天津四百里，坐火车要一天一夜。可在他心里，那座关城从来就没远过。
“那天下着雪，你带着我们三千乡勇，从西门杀进去。”程振邦的声音有点飘，像在说梦话，“清军的炮打过来，炸死了老刘，炸断了小柱子的腿。可没人后退，因为你在前面，举着刀喊‘跟我冲’。”
沈砚之记得。他记得雪是红的，被血染红的。记得父亲冲在最前面，中弹倒下时，还喊着“杀敌”。记得他捡起父亲的刀，那一瞬间，他不是十七岁的沈砚之了，他是山海关义军的指挥官，是三千条命的担当。
“后来咱们守住了关，可死了八百多人。”程振邦说，“埋人的时候，你一个一个给他们擦脸，记名字，说等革命成功了，要给他们立碑。可革命成功了，碑呢？”
沈砚之说不出话。是啊，碑呢？那些死在武昌的，死在南京的，死在北京的，死在二次革命战场上的，他们的碑呢？民国成立了，可碑没立起来，因为民国很快就不民国了。袁世凯当了皇帝，段祺瑞当了总理，冯国璋当了总统，换来换去，都是那些面孔。老百姓该穷还是穷，该死还是死。
“老程，”沈砚之低声说，“你后悔吗？”
“后悔？”程振邦笑了，那笑容在夜色里很苍凉，“司令，我程振邦活了三十八年，前二十年给地主扛活，吃不饱穿不暖。后来跟你干革命，吃了上顿没下顿，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可我不后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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