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出头。”林蔚然说，“一千多人，能干什么？”
沈砚之把最后一口饼子塞进嘴里，嚼了嚼，咽下去。
“一千多人，能干的事情多了。”他说，“袁世凯不是神仙，他管不了天下每一个角落。热河、察哈尔、绥远，这些地方天高皇帝远，北洋军的势力伸不过来。咱们在这里扎下根，慢慢发展，等时机成熟了，再打回去。”
“等时机成熟，”林蔚然苦笑了一下，“要等多久？”
沈砚之看着他，没有回答。
他也不知道要等多久。也许一年，也许五年，也许十年。也许等到袁世凯老死，也许等到北洋军自己内讧，也许等到南方再举义旗。也许永远都等不到。
但他不能这么说。
“不管等多久，”他说，“只要咱们还在，共和的火种就没有灭。只要火种还在，迟早有一天会烧起来。”
林蔚然沉默了一会儿，把手里的饼子塞进嘴里，咬了一大口，嚼了几下，梗着脖子咽了下去。
“沈参谋长，”他说，嘴里还含着饼子，声音含含糊糊的，“我信你。”
沈砚之笑了一下。那个笑容很淡，淡得几乎看不出来，但在篝火的光芒里，显得格外温暖。
“别信我，”他说，“信你自己。信你心里那个东西——那个让你从北平跑到滦州、从滦州跑到关外的东西。那个东西比谁都可靠。”
后半夜，风停了。
沈砚之靠在一块石头上，闭着眼睛，但没有睡着。他听着篝火噼啪作响的声音，听着远处涧谷里水流的声音，听着哨兵来回踱步的脚步声。这些声音混在一起，变成了一种奇怪的节奏，像是一首没有歌词的歌。
他想起父亲。想起父亲临死前说的那句话——“咱们家三代人，就干了这一件事。”
爷爷那一代，是太平天国的时候。那时候他爷爷还是个山海关外的猎户，跟着乡亲们一起打鞑子。后来太平天国失败了，他爷爷回到山海关，继续打猎，但把一把短剑传给了他父亲，告诉他——总有一天，会有用的。
父亲那一代，是甲午战争的时候。父亲没有去打仗，他在山海关开了一间小铺子，卖些杂货，暗中接济那些从关内过来的革命党人。父亲说，打鞑子不一定要用刀枪，用钱、用粮食、用一间遮风挡雨的房子，都是在打。
到了他这一代，他用的是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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