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单上的东西，我可以搞到。”小野一郎用筷子在榻榻米上划着，“但需要时间。步枪和子弹好说，轻机枪是管制物资，要从关东军那边走关系。最快也要半个月。”
“十天。”沈砚之说，“我最多等十天。”
“沈桑，你在为难我。”
“小野先生，是形势在为难我们所有人。”沈砚之从怀中取出怀表，打开表盖，里面不是表盘，而是一张小小的照片——是他在日本留学时与同盟会同志的合影，黄兴、宋教仁都在其中，“清廷已经调集重兵，不日就要南下。武昌若失，革命火焰就可能被扑灭。十天，是我能等的极限。”
小野一郎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几秒，突然说：“沈桑认识黄兴君？”
“在日本时，曾听过克竞先生的演讲。”
“我和克竞君也有过一面之缘。”小野一郎的称呼变得亲切起来，“明治四十四年，他在东京组建‘勤学会’，我还捐过款。可惜后来他回国了，就再没见过了。”
沈砚之心中一动。他知道小野一郎这是在暗示——暗示他与革命党早有渊源，暗示这场交易可以有更深层的关系。但他没有接话，只是静静等着。
果然，小野一郎话锋一转：“十天，也不是完全没办法。我在旅顺有个朋友，是关东军后勤部的参谋。如果走他的路子，或许能快一些。但是……”他拖长了声音，“价格就不一样了。”
“加三成。”
“五成。”
沈砚之沉默。他在心里快速计算：原定的货款已经是一笔巨款，再加五成，几乎要掏空他所有的家底。但时间不等人，武昌等不起，山海关的弟兄们等不起。
“好，五成。”他咬牙道，“但我要在七天内见到第一批货，至少一百支步枪和两万发子弹。”
“成交。”小野一郎举起茶盏，“以茶代酒，祝我们合作愉快。”
两只茶盏轻轻一碰。
接下来的一个时辰，两人敲定了交易的所有细节：交货地点定在塘沽外海的一个小岛，由小野一郎安排的渔船接货；付款分三次，签约付三成，见货付五成，尾款在全部货物交付后结清；运输和风险由买方承担，卖方只负责将货送到指定地点。
“还有一件事。”沈砚之在最后说，“这批货的来历，要干净。不能有任何标记，不能追查到日本军方，最好是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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