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狼子野心，甲午年割了台湾，日俄战争占了旅大，如今袁大头一倒，他们又想浑水摸鱼。那些军阀，那些政客，眼睛只盯着自己那一亩三分地，谁管国家死活？再这样下去，中国真要亡了！”
他说到最后，眼圈都红了。沈砚之知道，陈延年的弟弟陈延年在“二次革命”时被北洋军杀害，尸首都没找全。国恨家仇，这个男人是刻在骨子里的。
“我尽力。”沈砚之最终说，把照片和文件推回去，“但延年兄，有句话我得说在前头。这世道，光靠呼吁是没用的。你得有枪，有兵，有地盘。没有这些，说话就是放屁，没人听。”
陈延年愣住了，他没想到沈砚之说得这么直白，这么……粗俗。
“那依沈兄之见……”
“依我之见，你们在上海，该印报纸印报纸，该发传单发传单，该呼吁呼吁。但更重要的是，”沈砚之站起来，走到窗前，指着窗外黄浦江上那些挂着外国旗的军舰，“得有人去练兵，去攒钱，去搞枪炮。等我们手里有十万人，一百门炮，你看日本人还敢不敢这么嚣张？你看那些军阀还敢不敢窝里斗？”
陈延年也站起来，走到沈砚之身边。窗外，一艘日本炮舰正缓缓驶过，舰首的太阳旗在晚风中猎猎作响。那炮舰不大，但在黄浦江上横行无忌，中国的渔船、货船见了都得远远避开。
“沈兄说得对。”良久，陈延年长叹一声，“是我书生气了。”
“不是书生气，是心急了。”沈砚之拍拍他的肩，“急不得。这病是几十年、上百年落下的，想一副药就治好，不可能。得慢慢来，一帖一帖地下药，一年一年地调理。”
“可我们还有多少年？”陈延年转头看他，眼睛里映着窗外的灯火，亮得骇人，“日本人在东北修铁路，在山东驻兵，在福建搞‘亲善’。英国人占着香港，法国人占着广州湾，俄国人虽然倒了，可又来了个更狠的苏俄。沈兄，我们这代人不把事办成，留给下一代，那就真没指望了。”
沈砚之没接话。他看着江对岸，浦东那边还是一片农田，零星几点灯火，是农家的油灯。更远处，是沉沉的黑夜，没有尽头。
“总会有人接着干的。”他终于说，声音很轻，但很坚定，“我们这代人干不完，儿子接着干。儿子干不完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