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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月初七，白天。
山海关城内的气氛，比前两日似乎更加微妙。街上巡防的绿营兵和旗兵明显增多，三五成群，目光警惕地扫视着过往行人。协领衙门和满城方向，更是岗哨林立，进出盘查严格。一些消息灵通的商贾士绅，已经嗅到了不同寻常的气息，店铺早早关门，或者只留个伙计看店，主家则躲在家中，心中忐忑不安。
沈砚之却像往常一样，清晨起来，洒扫庭院，然后穿上那身半旧的棉袍，拎着个布包，里面装着几本《三字经》、《百家姓》，慢悠悠地出了门，朝着城东一处破败的私塾走去。
他脸色平静，步伐沉稳，遇到熟悉的街坊邻居，还停下脚步，微笑着点头打招呼，寒暄几句年景，询问家中老人孩子可好。谁也看不出，这个温文尔雅、在街坊口中“脾性好、学问也不错”的沈先生，心中正翻涌着足以颠覆这座城池的惊涛骇浪。
私塾里只有七八个穷人家的孩子，缩在漏风的破屋里，冻得瑟瑟发抖，跟着沈砚之念着“人之初，性本善”。沈砚之教得格外耐心，声音温和，仿佛这只是一个再寻常不过的冬日。
午后，他照例去了顾文舟的“德隆”粮栈后堂。两人对坐饮茶，低声交谈。顾文舟告诉他，衙门后厨那个管事，已经“偶感风寒”，告假在家，但收了顾文舟派人送去的一笔“药钱”和一句隐晦的提醒后，已经哆哆嗦嗦地答应了，会在今晚亥时前后，想办法让后厨采买的小门“忘了闩上”。至于他能做到什么程度，会不会临时反水，顾文舟也不敢打包票。
“尽人事，听天命。”沈砚之只说了这么一句。
从粮栈出来，他又“顺路”去了一趟靠近南门瓮城的一家铁匠铺，取了几日前“订做”的几把菜刀和柴刀——这是早已安排好的掩护。铁匠铺老板是个憨厚的黑脸汉子，也是韩六早年结交的弟兄，见到沈砚之，只是默默地将包好的刀具递上，眼神交汇间，一切尽在不言中。
沈砚之拎着沉甸甸的布包，走过长长的、石板铺就的街道。夕阳西下，将他的影子拉得很长。街道两旁的店铺陆续开始上板打烊，行人脚步匆匆，都想赶在天黑前回家。远处，镇东楼高大的城楼剪影，在昏黄的落日余晖中，显得格外森严而沉默。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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