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的职权，开始有意识地整顿、掌控河南道各州的“团结兵”和“州兵”。他以“防患于未然”、“保境安民”为名，频繁调动各州兵力进行“操演”、“联防”，并借机将一些关键位置换上自己的亲信。同时，他暗中联络境内世家大族、豪强地主，以“共保乡梓”为名，鼓励他们蓄养部曲、修葺坞堡，并承诺给予庇护和支持。
在崔浞的整合下，河南道虽然没有出现一支名义上直属观察使的大军，但各州县的武装力量，却在“联防”、“保境”的名义下，被他以更加隐秘的方式串联、影响着。一旦有变，他崔浞登高一呼，未必不能迅速集结起一支可观的力量。更为关键的是，他通过控制地方武装，实际上加强了对河南道赋税、刑名、人事的影响力，观察使的“观察”之权，正在向实质性的“统治”之权过渡。
河东、河北，甚至江南的一些要镇，类似的情形也在以不同的形式上演着。节度使、观察使、乃至一些强势的都督、刺史，都在借“边患”、“备盗”、“安民”等种种理由，或公开募兵，或整合地方武装，或截留财赋，或插手行政，一步步地将治下的军、政、财权更多地集中到自己手中。朝廷的诏令，在这些地方，执行起来开始打上折扣，或者被附加了地方长官的“解读”。而朝廷对此，往往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安西大败、内部不稳的阴影下，稳定地方、不生变乱，似乎比维护朝廷法度更为紧要。
这是一种缓慢而危险的侵蚀。当中央强大时，这些行为会被视为“逾制”而受到压制。但当中央虚弱、内忧外患时，这些行为便获得了滋生的土壤，并迅速蔓延。节度使们（或拥有类似权力者）蓄养的私兵（无论叫什么名字），逐渐与主将形成了牢固的人身依附关系，其忠诚于给自己发饷、决定自己前程的节帅，远甚于那个遥远而模糊的朝廷。地方财富被截留用于供养这些军队，进一步削弱了中央的财力，强化了地方的独立性。
“藩镇”的雏形，在帝国广袤的疆土上，如雨后的毒菇，悄然冒头。它们或许尚未公开挑战中央权威，或许名义上依然尊奉长安，但其内在的离心倾向和自主性，正在一天天增强。
当李瑾奉诏入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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