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喝，“大家伙儿都说，该！真是活该！郑占魁那种官老爷，心眼都黑透了！还有赵磊，以前在村里横行霸道，这回总算栽了跟头，十年，够他好好反省了！”
正说着，陆衍从外面回来，手里提着两条刚从村口合作社买的鲜鱼，显然是听到了风声。他瞥了一眼桌上的报纸，神色未变，只是将鱼放进厨房的瓦盆里，洗了手走过来。
“看到了？”他问苏晚，语气平淡得像是在问天气。
“嗯。”苏晚点点头，将报纸轻轻合上，“总算有个说法了。”
陆衍在她旁边的凳子上坐下，拿起那份报纸，又仔细看了一遍那两则消息，目光在“七年”和“十年”上略作停留，随即放下。“他们的下场，村里那些有过小心思的，也该看明白了。”他声音沉稳，意有所指。
的确，郑占魁和赵磊的判决结果，如同一声警钟，在清河村乃至周边乡镇悄然回荡。那些曾经因红眼病而在背后说过酸话、甚至暗中期盼过“晚衍”倒霉的人，如今都暗暗咂舌，彻底偃旗息鼓。连当初在作坊遇到困难时，最先动摇、说过要退出的那两家人，如今见到苏晚和陆衍，都格外客气，甚至带着几分不易察觉的讨好与后悔。
法律的威严与“晚衍”如今愈发稳固的地位，共同构成了一道无形的屏障，让所有潜在的小心思都消弭于无形。村里风气为之一清，至少表面上，再无人敢对苏晚和陆衍的事业说三道四，取而代之的，是愈发真诚的敬佩和愿意靠近、寻求带动的渴望。
又过了些时日，一个更为悄然的变化发生了。
孙小曼一家，搬离了清河村。
没有大张旗鼓的告别，也没有留下什么话。只是在某个清晨，有早起的村民看见，孙小曼的丈夫赶着借来的驴车，拉着不多的家当，孙小曼抱着孩子坐在杂物堆上，低着头，一家人默默出了村口，朝着通往她娘家庄子的方向去了。
消息传开，众人反应各异。有说孙家是觉得在村里抬不起头，待不下去了；也有说孙小曼的丈夫在邻村找到了活计；还有传言，说孙家是怕赵磊的事牵连（虽然并无证据显示孙小曼直接参与诬告），或是受不了村里人偶尔飘来的异样眼光。
李桂芹来送新腌的酸菜时，提起这事，撇了撇嘴：“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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