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每天过的是什么日子。”她说话的声音很轻，不是控诉，不是质问，就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像在说今天天气不太好。然后她转过身，纵身一跃。他每次都想伸手去抓，但手总是穿过空气。然后他会醒来，睁着眼睛盯着天花板，在黑暗里听着自己越来越响的心跳声，一遍一遍地回想——她活着的时候，他有没有真正为她做过哪怕一件事。
不是给她牛奶。不是帮她向老师求情。不是皱着眉头说“他们太过分了”。那些不是为她做的，是为自己做的——为了让自己觉得自己是个好人。真正为她做一件事，是在所有人都指着她的鼻子骂“病原体”的时候站在她身边，是在她说身体不舒服的时候追问到底、带她去医院，是在所有人都不相信她的时候还相信她。他一件都没做到。
他唯一做到的是，在她死后往她的窗台上放了一束白花。多么体面的悲伤。多么廉价的告别。
月光把整条弄堂照得像一座巨大的灵堂。齐铭站在那扇紧闭的门前，忽然觉得自己这辈子的顺遂都像是一种讽刺。
他有体面的工作，有温柔的女朋友，有光明的未来。而易遥什么都没有。她死在十七岁那年的秋天，死在冰冷的江水里，死在所有人的冷漠里。她没有考上大学，没有当成医生，没有住上带电梯的房子，没有过上一天好日子。
她本来可以的。如果她没有被传染那种病。如果她没有被人造谣。如果他当时站在她那边，如果他在任何一个人面前——哪怕只是一个老师、一个同学——说一句“她不是那种人”。也许后面的一切都不会发生。也许她还活着。也许她会在北京某个医院的走廊上穿着白大褂匆匆走过，看到他回上海的时候笑一笑，问一句“齐铭你最近怎么样”。
但是没有也许。
齐铭伸出手，摸了摸那扇门的木板。木头冰冷粗糙，上面有一道道深深浅浅的划痕，是经年累月的风吹雨打留下的。他把额头抵在门上，闭上眼睛，在心里说了一句话。不是对林华凤说的，不是对这个世界说的，是对前世那个穿着洗得发白的旧校服、站在走廊上端着被倒了剩菜的饭盒、眼眶通红地看着他的易遥说的——
“对不起。”
声音很轻，轻得只有他自己和那扇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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